大師，毋庸多言。

美國的管理學傢德魯剋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一書裏談到“知識”，思路很是簡明。他認為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傳統的對於知識的理解歸根到底無非兩種：一種認為知識的唯一功能是自知之明，即人的智力、道德和精神的發展。另一種認為知識的目的是使掌握知識的人知道說什麼和怎樣說，從而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前者把知識當作走嚮啓濛和智慧的途徑；

後者把知識當作邏輯、語法和修辭，取得世間成功的方式。傳統的知識概念，要麼用於自我完善，要麼用於社會調適，從來不包括從事實際工作的能力。德魯剋說，從18世紀初開始，知識發生瞭三次根本性的轉變。第一次是在工業革命的背景下，隨著掌握機器技能的需要，把個體經驗傳授方式改變成標準化技術培訓，技能轉化成瞭技術知識；第二次是在生産力革命的背景下，對於工作效益的追求，導緻知識再由單純技術轉嚮係統運作；第三次是在管理革命、信息化革命的背景下，知識作為生産諸要素裏最關鍵的資源，知識正在被應用於知識，以知識尋求知識。他把即將到來的社會稱為“學科社會”，主張賦予專門化知識以權力。以專門化的知識人作為社會的主體和基礎。德魯剋對知識的看法很有代錶性。這足以引起我們對“知識形態”的反思。

德魯剋用綫性的描述說明知識形態的演化，有可能使人們忽略瞭現代知識形態的復雜性。通過知識獲得解放，是啓濛運動的理想。這個理想照耀人類走齣迷信的陰霾，發展齣現代科學技術文明。但是人文知識傳統是否就此應當退齣曆史舞颱呢？我們就拿大學教育來說。在18世紀30年代以前，大學從寺院式的宗教修行教育轉變到人文教育，也稱博雅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養談吐風雅、纔學廣博的上流社會紳士。大學的功能在於保持古代的文化，而不是創立和推展新知識。這是英美牛津、劍橋、哈佛早期的宗旨。即便社會當時已經處在工業革命中，對於新知識的要求十分迫切，大學還是高高在上，和社會需求相脫離。隨著工業革命推進，齣現瞭德國的哥廷根、柏林大學、英國的倫敦大學、美國的霍普金斯大學等一批以研究新知識為目標的大學。等到達爾文主義在劍橋誕生，新型的科學知識形態同傳統的人文知識形態之間的尖銳對立就轉到瞭大學的象牙塔內部。1959年，在劍橋，科學導嚮的期諾與人文導嚮的李維士就兩種文化的優劣，以及何者應當占據大學的主導地位發生瞭激烈論爭。(論爭情況可看期諾所作《兩種文化》)接著，科學知識嚮技術應用層麵的轉化，又使知識的競技場上，從二人角鬥變成瞭三人角鬥：老態龍鍾的人文、舉止斯文的科學和跳踉喧囂的技術。政府和社會都對有直接效用性的知識特彆青睞，原因很簡單，知識生産的投入-産齣規律、資源交換規律、市場價值規律發生瞭決定性作用。知識對於人的意義已經和啓濛時代不同瞭。1933年的哈佛大學校長康納德提齣大學要搞“通識教育”，教育的宗旨是培養知識自由人，培養有民主獨立的精神、現代科學知識的文化精英。這個新人文主義教育理想，對民國時代的清華研究院、北京大學的新式教育影響很大。20世紀50年代以後，世界上的大學漸漸從文化精英的搖籃蛻變成知識生産的“企業”。知識分化，信息爆炸，使知識界從個人的博雅境界走嚮追求片麵的卓越和整體協同。國傢和市場的直接需求從二戰期間起就開始支配大學的知識生産。教授奔波遊說於政府、基金會和企業之間，嚮它們推銷知識、吸納投資。教授成瞭“學術企業傢”，研究指導即老闆，大學以學術帝國的身份走嚮對社會市場的徵服。

在今天的大學裏仍然有兩種知識文化，科技型知識和人文型知識文化。這兩種文化猶如兩個信奉不同的圖騰、掌握不同的符號語言的部落，共處在大學空間裏。這兩個部落競爭著話語權力和資源，它們的知識活動完全不同。前者是知識生産，後者是知識生活。

我們現在可以更加清晰地辨彆這兩種知識部落的種種不同，而兩種文化的分野和比例失衡，也正在引起大學教育嚮職業教育演變。發達國傢的大學通過研究生教育和本專科的分層，將大學教育的高級層麵轉嚮所謂“知識生産”，將低級層麵轉嚮“知識普及”。大學教育通過一整套的社會機製(招生、培訓、就業)服從於職業導嚮。人文知識的邊緣化、不景氣幾乎無法改變。這種知識傳授方式的傾倚，造成瞭所謂“人文知識群”的生存危機。

科技知識與管理權力的結閤，形成瞭對於人文知識創造活動的高度控製。規劃課題、量化指標、評奬機製、動態監控、規範評估，這一係列的管理製度，正在把人文知識部落徹底改造成話語工廠，人文知識分子普遍感到在錶麵的學術繁榮之下，智慧和獨立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壓抑。事實上，科技知識正在將它的思維方式和方法論變成普遍的知識標準，從而形成思想統治的霸權。在這一整套管理體製中，對於思想的控製不是以直接的知識形式齣現，而是通過強製的資源分配機製完成。

人文知識活動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地依賴於社會資源的權力分配。在很久以前，人文知識占據著統治地位，直到社會被迂腐和怨恨拖入泥潭。科技知識從普世原則(美其名曰國際化)堂而皇之地登上權力寶座，多從利用、控製、秩序的方麵對待人性和人的環境。我們也很遺憾地發現，從優越地位一落韆丈的人文知識，卻轉嚮更多的從懷疑、批判、反思、怨恨的方麵對待人性和人的環境。或許這是一種人性所要求的知識的平衡。如果有意地打破這個平衡，將一切知識都納入到社會控製的體係，無疑於強迫理性退齣人性的王國，使這個王國再次迴到陰霾當中。（摘自新浪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