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治史學，但自有記憶以來，身歷八十餘年不斷的內亂外侮。

我雖從未有政治性的活動，但自然而然的養成強烈的國家民族觀念。

1983年冬，我任職中央研究院。一日在與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會談中，提出希望同仁中，有人有興趣考慮從事一部敘事客觀、分析深入的「中國近代史」之編著工作。我解釋這項工作的意義，和我的企望如下：

所謂「中國近代史」的「近代」年代問題，數十年來我們大都接受1920年代末蔣廷黻氏在南開大學首次講授「中國近代史」的斷代觀點，指「近代」始自1840年代鴉片戰爭。蔣氏以來(至1980年時)，中國近代史在臺已有十餘種不同版本，大都始自鴉片戰爭而止於民國肇造，亦有敘至抗日戰爭前夕的。我這裡所指的時期，乃自鴉片戰爭甚至應提前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拒絕英國特使馬戛爾尼提出的要求，至目前(1990年)為止的兩百年。這段時期中，我國由幾乎與外隔絕的情形而開放，外強的侵入，我國的「自強」運動，中日甲午之戰，民國之建立，軍閥之割據，國民政府之成立，中共的興起，日本在東北及華北之侵略，抗日戰爭，國共戰爭，國民政府之遷臺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以至目前兩岸對峙之情形。

這是一個有數億人口、五千餘年歷史文化的國家：在短短的一百數十年間，尤其是在最近六、七十年間，所作的「脫胎換骨」的變化──在政治、社會思想、觀念、體制、生活水準、思維方式、宗教信仰、學術、藝術……方面的改變。這些改變不純是我國由文化接觸交流而自然的改變，而多是由列強的經濟、政治之侵略，強加我國而改的；這些改變的「基本性」和「劇烈性」，幾乎使我國為列強所瓜分，幸而有列國間的競爭，救了我們。

這樣的一部客觀而深入的「中國近代史」，目前還未出現。國人的著作中，最大的問題，是國共兩方的偏頗觀點。目前大陸五十歲以下的人，對我國近六、七十年的歷史的知識和了解，顯然是不盡客觀的。臺灣在國民政府治下，則有另一偏頗。一是臺灣受日本管轄五十載，無疑產生極深的影響。例如目前六、七十歲以上的人，其基礎教育是日本的，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沒有認同感，亦是自然的事。

國民政府遷臺之初，因曾挫敗於中共，對中共有過度的恐懼和敵視仇恨，更由此而對臺獨過度敏感，從而引致某些不幸的愚昧的政策或措施。政府在全力著重經濟發展政策之下，在教育方面，忽略了了解臺灣因日據所留下的影響；忽略了增強人民對祖國文化傳統的欣賞認同。近年來「本土化」觀點的提倡，是脫離我國文化意識的示標。一個民族，語言文字生活風俗，連媽祖都來自大陸，但因政治而堅持否定其本身的文化淵源，是可悲的事。

在中研院近史所與同仁的會談中，我希望能有一部「中國近代史」(近兩百年中國史)，一部國人皆可讀的、客觀信實而分析深入的書，使國人皆知我國民族歷史文化之發展，尤其近百數十年的迅速變遷之因果，希望這有助於我中華民族對自己有較深的認識。

1991年雙十節日，我將上述構想在《民生報》寫了一篇短文，頗獲得一些贊同。翌年我向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申請一些補助，聘請歷史學者劉廣京氏(在美)、張玉法氏及陳永發氏(中研院近史所)三人主持此計畫，並聘何炳棣、余英時、黃仁宇先生為顧問。

1997年，三位作者分別成稿三冊，總名為：《最近兩百年中國史》，內分：

上冊，晚清篇，劉廣京著；

中冊，民國篇(另名《中華民國史稿》)，張玉法著；

下冊，中共篇(另名《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陳永發著。

三冊各單行出版。

三篇各約六十萬言，皆盡客觀，不具黨見偏頗，然三篇約共二百萬言，具學術嚴肅性，或不易卒讀。故我與劉、張、陳三位著者商請合著普及本，以十餘萬言為度，使凡我國民皆易覽閱。

劉、張、陳三位各以五、六年時間精力，成此「劃」時代大著，有助於我國民族的自檢，助我個人達成數十年的企望，茲謹以此序為劉、張、陳三氏賀並致謝意。

吳大猷謹識

民國八十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