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

北京大學國傢經濟研究院教授，曾獲孫冶方經濟學奬、中國改革開放30年30名經濟人物、2011年第一財經金融價值榜年度公共經濟學傢等榮譽。

早年在黑龍江下鄉，其中在完達山狩獵七年半。

1978年從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畢業後工作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研究所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在杜潤生先生指導下從事農村改革發展的調查研究。

1989年5月後在英國牛津大學、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和芝加哥大學訪問學習。1991年鞦進入UCLA，後獲碩士和博士學位。1996年春季起，迴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並應邀為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和長江商學院開設課程。

研究範圍主要包括：産權與閤約、經濟史、經濟製度變遷理論、企業與市場組織、壟斷、管製與管製改革等等。自1996年以來，相繼開設瞭有關經濟組織和經濟製度、發展經濟學、新製度經濟學等課程。

著作有《城鄉中國》、《改革的邏輯》、《競爭與繁榮》、《貨幣的教訓》、《中國做對瞭什麼》、《病有所醫當問誰》、《世事勝棋局》、《真實世界的經濟學》、《挑燈看劍》、《産權與製度變遷》等。

推薦

（周）其仁不厭其煩地講述中國改革的故事，用意在於提醒讀者關注和思考中國社會未來可能湧現的改革圖景。通過其仁的敘述，讀者很容易理解，符閤改革邏輯的中國未來改革圖景，必須涉及政治體製改革。我喜歡更直接的錶述：妨礙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關鍵環節將主要是政治的而不再主要是經濟的。

——北京大學國傢發展研究院教授 汪丁丁

懂得經濟學真諦並能用以剖析現實的學者不多，兼具思辨力、洞察力和淩雲健筆的學者更少見；具有全球視野又能持續關注本土現實的學者不多，不疏空、不褊狹的學者更少見，周其仁則是其中難得的佼佼者。藉長期孜孜不倦探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周其仁近年來多有精闢的經濟論說問世，這裏呈現的是其精選。讀這本書，幫你理解中國改革的邏輯，也幫你瞭解周其仁的方法論。

——財新傳媒總編輯、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鬍舒立

十八大之後，對於中國往何處去，改革應該怎樣繼續，無論是專傢學者、輿論，還是大眾，眾說紛紜。

從改革史上標誌性的莫乾山會議開始，周其仁教授就與中國每一步改革密不可分，也因此成為政府、媒體和大眾關注的改革焦點人物。從“鄧小平做對瞭什麼”到“中國還需要做對什麼”，從“如何防止改革變成半拉子工程”，到“怎麼避免糟糕的政策組閤”，應對更激烈的全球競爭，周其仁教授對中國改革的理念、方法和曆程進行嚴密而邏輯清晰的梳理，係統地從産權改革、土地改革、貨幣改革等各個方麵解讀瞭中國經濟改革的來龍去脈和未來走嚮，既有對過去的迴望和梳理，也有對關鍵問題的深刻解讀，同時對未來提齣瞭自己的看法。

周教授長期以來注重實地調研，他對於改革的看法都從實際土壤中産生，是一本非常接地氣的改革力作。

文摘

自序

把這些年來作者有關改革的文字集成一本文集齣版，是中信齣版社編輯的建議。我自己覺得，這些文章在網上都可以找到，其中部分已編入其他文集，再編一本，可有可無。不過，齣版社對讀者的需要總有更多的瞭解，那就聽她們的吧。書前也沒有特彆要交代的話，前一段在不同場閤發言提及改革，把文字修一修拿來作為序言。

不久前我問過一個問題，為什麼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瞭，講起改革來還是頗為沉重？再進一步問，為什麼我們這個體製，改起來那麼難？這裏有不少感慨。不是嗎？中國這個要改革的體製，從1952年國民經濟開始恢復，到1978年，總共也不過就是28年。其實在1958年之前，很多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元素還在，農民要入的是基於土改而成的勞動者私産的閤作社，在理論上還可以退社。農戶自留地的麵積蠻大的，此外尚沒有搞政社閤一，沒有城鄉戶籍控製，也沒有從這個産業到那個産業，這不準、那不準的那一套。

換句話說，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命令體製，應該是在1958年到1978年期間形成的。總計20年時間，搞成瞭那麼一套管得死死的體製。可是要改這套體製呢？從1978年算起，到2013年已經35年瞭，人們還在呼籲改革、討論改革、建言改革。這麼一個現象裏麵，必定有一些道理。為什麼我們過去形成的那套體製，改起來特彆難？

現在一個認識是，維係老體製的既得利益太頑固。這個說法當然有道理。改革以來國民經濟壯大瞭多少倍，所有既得利益也一起壯大瞭。現在一件事情，背後都是多少億、多少億實實在在的利益。即得利益很大、很頑固，於是改革就難瞭。

但是，哪個國傢在哪個曆史時代都有既得利益問題。一套體製就是一個即得利益格局，從來如此。改革要改遊戲規則，也就是要改變經濟競爭的輸贏準則。遊戲規則改瞭，原先的贏傢不一定繼續贏，當然不可能高高興興就退齣比賽，總還想維係老規則，繼續贏下去。這是人之常情，天下都一樣。所以要問的，是中國的既得利益為什麼顯得特彆嚴重？

我的看法，計劃命令體製不是從實踐中自發建立起來的。她是按照一種理論構想、按照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構造齣來的體製。如把整個國民經濟作為一傢超級國傢公司來處理，那完全超齣瞭所有人的經驗。發達國傢的市場裏是齣現過一些大公司，但要讓公司大到覆蓋國民經濟，以至於可以消滅全部市場關係、完全靠“看得見之手”來配置一個國傢的經濟資源，那還是要差十萬八韆裏。但是一旦把這麼個超級國傢公司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唯一形態，誰能隨便改一改呢？明明行不通，一改就碰上“主義”的大詞匯，碰不得，隻好拖來拖去，把毛病越拖越大。

所以恐怕還不是一般的既得利益，而是包上瞭“大詞匯”的既得利益，纔特彆頑強，特彆難觸動。誰也碰不得，一碰就成瞭“反社會主義”——50年代的中國還有一個罪名叫“反蘇”——本來是怎樣搞經濟的問題，非常實際的事情，水路不通就走旱路，高度依賴經驗和實踐效果。要是意圖老也實現不瞭，不妨考慮改一改方法吧。但是“大詞匯”當頭，點點滴滴改進的難度驟然變大，一靜一動之間好像都觸犯瞭製度底綫，既得利益就變得很僵硬。

推進改革，首先就要迴到經驗的基礎上來，也就是確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社會主義的理想要堅持，但究竟怎麼在中國一步一步實現，要根據實際情況來決定，也要根據實踐效果來調整。非要人民公社，非要政社閤一，非要搞得種田的人吃不飽飯，纔叫“社會主義”？久而久之，人民對那套“大詞匯”就不會有信心，也不會有興趣。

其實世界上各種經濟體製，互相比賽一件事情，那就是糾錯能力。哪有不齣錯的製度？資本主義瞭不起，《共産黨宣言》說它創造瞭超越以往一切時代的革命性的經濟成就，但為什麼老要鬧經濟危機呢？還不是那個體製會齣錯？過去以為搞瞭計劃經濟就可以消除瞭危機，實際上無論在前蘇聯還是在中國，經濟決策同樣也會齣錯，否則為什麼隔幾年就來一次“調整”？經驗證明，齣錯不可免，問題是糾錯能力強不強。權力高度集中的體製，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個優點，但前提是決策要對。決策錯，又集中，那錯誤也大，且糾錯比較睏難。

改革無非是係統性地糾錯。這裏存在一個悖論：計劃體製本來就是因為糾錯能力不夠強，非積纍起很多問題纔需要改革。但打齣改革的旗幟，我們體製的糾錯能力就自動變強瞭嗎？實踐中還齣現瞭一個新的偏嚮，韆難萬難，改革好不容易取得瞭一些進展，也因此取得瞭一些經濟成就，有一種輿論就認為我們的體製是全世界最靈光的體製，再不需要改瞭。

既然改革這麼難，那麼乾脆不改瞭行不行？乾脆宣布中國已經建成瞭新體製，再也無需改革，行不行？想來想去，答案是不行。因為改瞭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煩在後麵。大體有三個層麵。

第一，不繼續在一些關鍵領域推進改革，不繼續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嚮的改革，不推進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製的政治改革，很多社會矛盾會呈現連鎖爆發趨勢。

瀏覽最近新聞，劉鐵男案、劉誌軍案、東北四天裏的三把大火、還有延安城管的暴力執法，看得心情不能不沉重。當然也可以說，這麼大個國傢，總有負麵新聞，也總有偶發因素、純個人的因素。不過個人感受，這些新聞事件還是反映齣高速經濟增長的中國社會機體裏，帶有令人不安的體製性疾病。中國是比過去富瞭很多，但富得不很健康，到處可見富態，也可見病態。

以高官貪腐案為例，涉案的金錢數目巨大，本身就夠刺激。更要害的地方是，那可不是搶銀行得手的巨款，而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産品。“利用職權”能帶齣如此數目巨大的非法收益，不能不判定現行的職權利用體製存在著巨大的漏洞。僅辦貪官，不改體製，老虎、蒼蠅生生不息，沒完沒瞭。

一個國傢糧庫，一次過火麵積就是幾萬噸存糧。網上議論，嚮著“天下糧倉”的方嚮去破案。究竟如何，要看調查結果，是什麼就是什麼。我不過以過去的經驗推斷，倉儲存糧數目過於巨大，與價格機製被嚴重乾擾總有某種間接的聯係。現在財政對糧食的補貼，到每戶農民頭上的還不算多，但總量已經不小。這對糧食總供求當然有影響。不補貼呢，糧食生産和農民收入似乎都有麻煩——是為兩難。齣路之一，是適度提高糧食種植經營規模。為此需要進一步厘清土地承包權、發展農地轉讓權。就是說，需要土地製度方麵的進一步改革。延緩地權改革，隻靠糧食補貼，財政能力是一個問題，補來的糧食壓庫，社會成本過大，管理負荷過重，怕是過不長久的。

還有吉林那把大火，工廠裏麵工人在乾活，但車間門被反鎖，著火瞭人也跑不齣來，活活燒死！經濟發展當然要支持民營經濟，但民營企業也一定要保障工人權益。這些不同權利之間的平衡，不可能僅靠各方自覺就可以自動實現，要有政府來充當履行市場閤約的第三方。可是平時管東管西、查這查那的很忙，偏偏人命關天的環節就沒檢查、沒監督。說此案暴露“政府缺位”，總不冤枉吧？問題是缺位瞭怎麼著？用什麼機製來監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呢？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樣野蠻的辦法。眾目睽睽之下，身穿國傢製服，跳腳猛踩小商戶的腦袋——這樣的官民關係，離“官逼民反”不很遠就是瞭。說是“臨時工”所為，可事發整整七天之後，延安城管局長纔現身道歉。他到底忙什麼去瞭？官員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製不改，就不怕國將不國嗎？這件事發生在延安，那是共産黨奪天下的聖地。要是當年也是這樣的官民關係，毛主席能坐進紫禁城嗎？

聯係到當下的經濟形勢，總特徵是高位下行。老話說，“上山容易下山難”，就是下坡時容易齣問題。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長時被掩蓋，但往下行時，平衡的難度就加大瞭。所以現在論改革，還不是擺開架式做最優的頂層設計，或慢慢摸到石頭再過河。很多問題久拖不決，正派生齣更多的問題。我寫過“接著石頭過河”，就是挑戰一個接一個飛過來，逼你齣手招架。這是第一層次。

第二個層次，更年輕的人群成為社會的主體，他們對體製、政策、以及自己所處環境的評價，有不同於上一代人的新參照係，也有他們對理想社會更高的預期。比如說，對經曆過1959-1961年大飢荒，經曆過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這代人來說，看中國改革開放之後的變化，再怎麼說也覺得進步巨大。但是，對80後、90後來說，他們的參照係生來就有所不同。他們生活在較開放的中國，對世界的情況有更多的瞭解，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應該是這樣的、那樣的，要是不達標，他們就不滿意。

現在社會人口的主體，也就是産業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消費結構中最活躍的人口，文化活動中最活躍的人口，他們的參照係究竟是什麼，他們的預期值又是什麼？他們對社會公正、對現代文明的標尺是不是比過去更高瞭一點，對改革不到位帶來的負麵現象覺得更不可容忍？要看到，中國經濟總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自己國傢的期望，就比過去更高。我們不能動不動就講改革前怎麼樣，更不能講解放前怎麼樣，老靠“憶苦思甜”來維係人們的滿意度。

一個國傢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對自己社會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還要和正在成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得過慢，跟不上年輕一代人對社會的期望，也會齣問題，也可能讓失望情緒彌漫，那就無從動員一代代人麵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層麵，現在很多製度性的變量改得過慢，老不到位，正在激發越來越多的法外行為、法外現象。現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說一套，本本上說一套，人們實際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內的框架裏，而在法外的世界裏討生活。

看到這類現象，人們習慣於批評中國人有法不依，沒有尊紀守法得好習慣。這個問題存在。但有得情況下，也實在是因為我們不少的法，定的不閤理。我舉過一個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機落地時，廣播裏一定說請大傢不要打開手機。可是前後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開手機。可是搭乘香港國泰或港龍的班機，人傢一落地就廣播說現在可以打開手機瞭。我的問題是，要是落地之後開手機沒啥不良後果，乾嘛不痛痛快快讓大傢開手機得瞭？這是說，有的情況下，改一改法或規章，不難做到有法必依。現在不少經濟管製，或曰法規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難執行，弄來弄去大傢非得不守法，纔容易過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車”，為什麼？常常是“白車”經營的門檻過高、負擔太重。凡白車服務不到的地方，黑車常常應運而生。再看所謂“小産權”，法律上沒地位，現實中有市場。單單天子腳下的北京，有多少法外物業？還有早就過時的人口控製政策，催生瞭多少“黑戶”？挺大一個小夥子，交談幾句就告訴你他是被罰瞭幾十萬元纔來到這個世界的。他們對我們這個社會，會怎麼看？金融改革講“利率市場化”，討論很熱鬧。可走近生活，哪種利率模式現實裏沒有哇？所以，法外世界很熱鬧，到處都是“中國式過馬路”。

講到這些現象，“小道理”盛行——這個不讓碰，那個不讓改。但似乎忘瞭一條大道理，那就是要讓絕大多數人的絕大多數行為，在閤法的框架裏進行。在一個變化很快的社會，改革要提升製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為，把對他人與社會無甚損害的法外活動，盡可能地納入法內框架。否則，越來越多的人另起爐竈，“不和你玩瞭”，那纔叫最大的製度失敗。

改革本來就難。站在當下這個時點，改起來更難。但是拖延改革，不是齣路。現實的局麵，改革不但要跟腐敗或潰敗賽跑，還要和越來越年輕的社會主體的期望值賽跑，並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動，吸納到體製裏來。在這三個方嚮上，要是跑不贏，大麻煩在後麵。

這本文集討論的，就是一個很難改的體製，如何在不改更難的預期下，繼續改革的邏輯。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