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仲马的身世和经历同《茶花女》的产生有直接关系。小仲马是个私生子。他的父亲是《基度山恩仇记》、《三个火枪手》的作者大仲马。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大仲马尚未成名，他在德·奥尔良公爵那里担任秘书，同时写作剧本。他住在意大利广场的一间陋屋里，他的邻居是个漂亮的洗衣女工，名叫卡特琳娜·拉贝。她已经三十岁，但大仲马只有二十一岁，两人来往密切。一八二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小仲马诞生，但是孩子出生登记册上“没有父亲姓名”。大仲马给儿子起了名，不过直到一八三一年才承认小仲马。小仲马的童年过得并不幸福，据他后来回忆，大仲马在房里写作，小仲马由于长牙不舒服，大叫大嚷；大仲马提起孩子，扔在房间的另一头。他的母亲把孩子保护起来，才使小仲马少受许多打骂，后来小仲马在他的作品中这样写道：“母爱就是女人的爱国心。”这句话表达了他对母亲的感激之情。大仲马承认儿子之后，由法院判决，把儿子送到寄宿学校。他的同学们辱骂他为私生子，洗衣女工的儿子，有受人供养的母亲、没有父亲的孩子，黑人面孔（按：他的曾祖母是黑人，他本人皮肤黝黑，头发卷曲，有黑人特征），一文不名，等等。不过，由于大仲马的原因，他从小就踏入了戏剧界和文人聚集的咖啡馆，认识了钢琴家李斯特、诗人兼戏剧家缪塞、巴尔扎克等名人。耳濡目染，培养了小仲马的文学兴趣，这对他后来选择的道路不无影响。

大仲马一向过着浪荡生活，小仲马对父亲颇有微词。可是，大仲马幽默地说：“他真心实意地嘲笑我，但他也真心实意地爱我……我们不时地发生争吵：那一天，我买了一头小牛，我把他养肥了。”大仲马的言传身教对小仲马还是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从一八四二年起，他脱离父亲，过起独立的生活。他寻找情妇，追逐姑娘。一天，他看到一个神秘的女郎，她一身穿白，头戴意大利草帽，地点是在离沃德维尔剧场不远的交易所广场上。她的名字叫玛丽·迪普莱西，真名为阿尔丰西娜·普莱西。她对富人和社会名流的自由不羁的态度，她散发的光彩和神秘气息，给小仲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八四四年的一个晚上，小仲马又在杂耍剧院遇到她，她由一个老富翁德·斯塔凯贝格陪伴着。很快小仲马就成为她的情人，他为她负上了债。在小仲马成年那一天，他的债务高达五万法郎，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尤其他没有任何接受遗产的机会。一八四五年夏天，小仲马和玛丽·迪普莱西发生争吵，断绝了来往。玛丽找上了李斯特。小仲马为了忘却旧情，埋头创作，由大仲马出资发表了诗集《青春之罪》，在这之前他还写了一本小说《四个女人和一只鹦鹉的故事》。一八四六年二月，玛丽·迪普莱西到伦敦，秘密嫁给德·佩雷戈伯爵，但她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不得不到巴登－巴登去疗养。而大仲马父子则到西班牙的加地斯去旅行。玛丽于一八四七年二月三日病逝于巴黎，时年二十三岁。德·斯塔凯贝格伯爵和德· 佩雷戈伯爵给她扶灵，送到蒙马特尔公墓，她的棺柩上撒满了茶花。二月十日，小仲马在南方的马赛得知了噩耗。他回来以后躲在圣日耳曼的白马客栈里，花了一个月的工夫，一气写成了《茶花女》。无疑，玛丽·迪普莱西就是小说女主人公的生活原型。

由于这部小说获得意料不到的成功，在此后的三年中，小仲马又接二连三地写出十来部小说，其中有：《塞尔旺医生》（１８４９）、《塞查丽娜》（１８４９）、《棕红头发的特里斯唐》（１８５０）、《缪斯泰尔摄政》（１８５０）、《百合女神》（１８５１）等，都没有得到期待的反响。在他父亲的熟人的建议下，他转向了戏剧。他首先将《茶花女》改编成剧本，但是当时的内政部长认为此剧太不道德，禁止上演。经过一番斡旋，一八五二年二月十日，《茶花女》获准上演。大仲马此时流亡在布鲁塞尔，小仲马给他发去报喜的电报：“巨大成功，以致我以为看到了你的一部作品的首演。”大仲马欣喜地复电说：“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的孩子。”后来，有人问起大仲马是否参与了《茶花女》的写作，他仍然诙谐地回答说：“当然罗，我创造了作者。”《茶花女》被认为是开创了“风俗剧”。小仲马随后写出了《半上流社会》（１８５５）、《金钱问题》（１８５７）、《私生子》（１８５８）、《挥霍的父亲》（１８５９）。小仲马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以道德家的面目出现。他的剧作虽然对社会的罪恶和黑暗批判得不够深刻，但多少触及到一些社会弊病，因此他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

然而，小仲马的地位还是与《茶花女》紧密相连。亨利·巴塔伊认为：“茶花女将是我们的世纪之女，就像玛侬是十八世纪之女一样（（转自《茶花女》第３４７页，巴黎袖珍丛书版，一九九一年。））。”左拉指出：“小仲马先生给我们再现的不是日常生活的一角，而是富有哲理意味的狂欢节……只有《茶花女》是永存的（（左拉：《接受小仲马先生入学士院的演说词》，《文学材料集》第４６６—４６７页，巴黎沙邦蒂埃图书馆出版，一九二六年。））。”龚古尔在日记中写道：“小仲马拥有出色的才华：他擅长向读者谈论缝纫工场的女工头、妓女、有劣迹阶层的男女：他是他们的诗人，他用的是他们理解的语言，把他们心中的老生常谈理想化（（《茶花女》第３４９页，巴黎袖珍丛书版，一九九一年。））。”连列夫·托尔斯泰也十分欣赏小仲马：“小仲马先生不属于任何派别，不信仰任何宗教；他对过去和现在的迷信都不太偏好，正因如此，他进行观察、思索，他不仅看到现在，而且看到未来（（《作家词典》第二卷第７０页，罗贝－拉封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版。））。”上述作家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小仲马的人生态度，作品内容和艺术倾向，这些方面特别鲜明地体现在《茶花女》中。

小仲马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象作出深刻的揭露，《茶花女》也不以批判深刻而见长。法国评论家雅克·沃特兰从两方面分析了《茶花女》的成功奥秘，他指出：一、“这部小说如此突出的反响，必须同时从一个女子肖像的真实和一个男子爱情的逼真中，寻找深刻的根由；”二、“这位小说家通过行文的简洁和不事雕凿，获得叙述的逼真（转自《茶花女》第３４１页，巴黎袖珍丛书版，一九九一年。）。”他的见解是十分剀切的，不过还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