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

英文姓名:Johann Gottlieb Fichte 出生日期:1762

详细内容：约翰·哥特利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代表、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和德意志民族再统一的战士。他于1762年5月19日出生在萨克森上劳西茨区拉门瑙村的一个贫穷的织工家庭。还在童年的时候，他就显示出非凡的才智、惊人的记忆力和不妥协的精神。

由于偶然的机会，费希特得到迈森贵族米尔蒂茨男爵的赏识，进入瑙姆堡城皇家学校读书（1774—1780）。后来他又在耶拿、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1780—1784）。大学毕业后，为谋求家庭教师职位，费希特几乎走遍整个德国，饱尝了容克地主们的白眼，历尽了生活的辛酸，目睹了18世纪末叶德国腐朽的社会状况。 1790年，一些大学生向他求教康德哲学，促使他研究康德。次年夏天，费希特为结识康德而来到哥尼斯堡。他用极短的时间写出了《一切天启的批判》，作为访问康德的介绍信。论文受到康德的称赞，并在康德的帮助下匿名出版。

1793年，费希特做周游德国的徒步旅行，开始研究法学。在赖因霍尔德离开耶拿到基尔后（1794），费希特成为他在耶拿大学教授职位的后继者。他在耶拿一直工作到1799年，写出了构成他哲学体系的大部分著作。费希特的民主立场使他在所谓“无神论争执”中受到牵连，被耶拿大学解雇。随后他到柏林从事私人教学，并在讲演和著作中通俗地论述发展了自己的哲学。1805年，费希特任爱尔兰根大学教授，1809年又担任柏林大学教授兼第一任校长，直至他逝世为止。在拿破仑占领普鲁士期间，费希特直接参加了德国反对拿破仑外来统治的资产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发表了著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成为公认的爱国者和资产阶级民族问题理论家。

费希特的主要著作有：《一切天启的批判》（1792）、《向欧洲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1793）、《纠正公众对法国革命的评论》（1793）、《全部知识学基础》（1794）、《论学者的使命》（1794）、《知识学特性概论》（1795）、《自然法的基础》（1797）、《知识学引论第一篇》（1797）、《伦理学体系》（1798）、《论我们信仰一个神圣的世界主宰的根据》（1798）、《人的使命》（1800）、《闭塞的商业国家》（1800）、《就最新哲学的真正本质向广大读者的明白报导》（1801）、《现时代的主要特征》（1805）和《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1808）等。

马克思把康德哲学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这一提法也完全适用于费希特。费希特的学说反映了法国革命激荡时期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统一和以资本主义原则改造德国的进步愿望。 年青的费希特是以康德哲学的坚信者和法国革命的拥护者的姿态登上德国社会舞台的。他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德国小国君主专制的坚定的批判家。他在漫游德国的过程中，从社会底层认识到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和君主的昏庸无能。费希特通过这期间发表的二本小册子表达了自己的政治信念和资产阶级革命理想。他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依据论证1789年法国革命的合理性。在费希特看来，法国革命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它所推翻的是封建的君主专制，而君主专制政体是与“社会契约论”相矛盾的。按照社会契约的思想，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为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力，以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费希特以辛辣的言词抨击了专制制度的腐朽现象，指出人民决不负有义务容忍专制君主制度的一切罪恶。他反对接连不断的封建战争，反对骄奢淫逸，谴责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压制。费希特指出，这种封建的专横也是德意志民族再统一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要实现民族统一，就必须克服这种障碍，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在后来的著作中，费希特通过抽象的演绎对社会和历史达到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些演绎是从康德的自由和道德法则出发的。按照费希特的理解，人作为有理性的社会生物，其使命在于自我完善和共同完善；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是我们不断接近的社会发展目标。因此，应当停止人类的各种压迫和奴役，代之以一切社会成员的协作。在这种协作中，人们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组成一个自由和谐的伟大整体。费希特深信，在人类前进的路程上总会有那么一站，到那时，不再有任何暴力或欺诈行为，所有的国家组织都将成为多余的，“纯粹理性”将被承认为最高仲裁者。在那样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为他人工作又从他人那里得到幸福，一条相互给予自由与获取自由的绝佳纽带把所有社会成员的心联结在一起。 费希特关于社会发展的这些一般阐述，批判矛头是指向封建关系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的。这些坚定的民主思想已经超出了刚刚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表现出对于更加美好社会的憧憬。尽管费希特不是社会主义者，不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他毕竟以抽象的、思辨的形式提出了未来的自由王国的问题。单是提出这个问题就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不难看出，同康德相比，费希特的政治观点更为激进，他反对封建君主制度的攻击也更为公开、坚决和直言不讳。如果说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结果他也心安理得，那么费希特则诉诸“自由行动”，要求以行动来促进人类一般的实际发展进程，改造现实界，向着完善的目标不断前进。他写道：站在那里抱怨人类堕落是无济于事的，应当告诉人们怎样才能变得更好：“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的生存目的”。①

但是，象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所有伟大的思想家那样，费希特也未能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他一方面支持法国革命，要求变革社会关系，消除各种不自由，另一方面又解释说，改善社会关系的“逐渐前进”要比革命的办法更加稳妥，自上而下的改革胜于自下而上的革命。他赞美共和政体，认为后者最适合人的本性，然而也不反对君主制，主张在德国建立君主立宪制，限制国王的权力。这种两重性同样反映在他的哲学中：体现发展的辩证法因素增长了，但保守的唯心主义也更加彻底了。 列宁指出“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过程中，紧跟着康德之后就产生了对康德主义的批判”。②这种批判来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方面，费希特是从唯心主义方面批判康德的代表之一。 费希特在其哲学活动的初期曾是康德的信徒，他匿名出版的第一篇论文《一切天启的批判》完全是康德派的。这篇论文如此忠实于康德的思想，以致一度被误认为是康德的著①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2页。②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190页。作。但是费希特很快就发现了康德哲学的不一贯性。根据康德，认识的感性材料是物自体提供的，而认识的形式则是主体提供的，只有以认识的形式整理、统一感性材料才产生出表象，因此表象（亦称现象）归根到底是主体自我的产物。这样就产生了下述的不连贯性。一方面物自体存在于我们之外，是引起感觉表象的某种外部原因，可是它在原则上又是不可知的“超验的对象”。另一方面认识的表象是自我的产物，可是自我又永远不能超出表象认识自在之物。费希特认为，康德的观点是把两个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哲学原则或哲学体系—“独断论”（费希特把当时的机械唯物论和贝克莱的神秘唯心论都称为“独断论”）和“唯心论”——生硬地结合在一起了。这种不一贯性是他不能接受的，他决意清洗掉这个多余的赘物—物自体。费希特声称，物自体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完全没有实在性”，物自体“并不出现在经验里”①“独断论……完全不是哲学，而是一种软弱无力的主张和保证”、②独断论无法“指出从存在到表象的过渡”③等等。在费希特看来，唯一可能的哲学是“唯心论”。这种唯心论既不用物自体，也不用贝克莱的上帝对心灵的作用来解释表象。它的对象是理智、自我。理智不仅可以在经验里指示出自身、而且可以从其行为中引申出世界表象。这样理解下的“理智”被说成是“唯一实在的”、“绝对的”、“能动的”、“第一性的”和“最高的”东西，主体自我被神化为万能的创造力量。费希特所鼓吹的“唯心论”实际上是比贝克莱更加彻底的主观唯心论，即唯我论，而他的“自我”，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不过是①费希特：《知识学引论第一篇》，转引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第142页。②③费希特：《知识学引论第一篇》，见前书第141，150页。“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① 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费希特致力于建立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他在耶拿大学活动期间为此做了不少重要工作。在那里，费希特通过逻辑演绎阐述了他称之为“知识学”的哲学体系。

费希特的知识学以主体自我为出发点，他把自我看成一切知识赖以存在的绝对前提和根据。在知识学里，自我的存在是无可怀疑的确定事实；而对知识来说，自我则是第一性的、最初的东西。这种见解并不是费希特的独创，因为在他之前，老早就有人表述过了。不过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主体、自我的能动性又作了新的发挥。在近代哲学史上，最先提请人们注意认识主体的是笛卡尔。笛卡尔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叫做“我思故我在”。他从“我在怀疑”、“我在思考”这个事实出发，确认与之直接联系的另一事实，即在怀疑、在思考的东西存在。这东西就是一个比单纯的自然有形体的物更高级的、超生物的认识主体或精神。思维是精神的本质——这就是笛卡尔对主体的基本规定。在笛卡尔之后，康德对近代主体作了深入分析，揭示出包括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在内的主体的一整套先验的文化心理结构，并对主体在认识、道德实践和审美活动中的能动性作了重要说明。笛卡尔和康德的这些思想为费希特所继承，他提出一些新的、更高的要求。费希特不象笛卡尔那样仅限于确认精神实体的存在，也不象康德那样满足于列举范畴，而是力图从自我中推演出各种思维规定、范畴。黑格尔称他的工作是“世界上推演范畴的第一次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