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每當有真纔實學的學者離開，作為校長的心情是最糾結的。

硃維錚先生逝世轉眼已經一年瞭。硃先生的離世，對復旦、乃至對整個學界都是巨大的損失。先生於復旦大學大力振興人文學科的關鍵時期離世，我切實感受到瞭沒有硃先生的復旦多瞭一絲寂寞和憂愁，復旦的發展太需要以硃先生為代錶的老一代學者的建言、獻策、指導和批判。

我對硃先生的學問，既沒有能力、更沒有資格來作任何評述，曆史係的同誌們要我為硃先生離世一周年的紀念文集寫幾句話，我隻能談一點我的感受。盡管我和硃先生的學科相距太遠，但我和《人民日報》記者薑泓冰女士有著同樣的感受：對於一位大師，我們外行“不必讀懂他的專業貢獻，更不必糾結於他的一言一行；對於一所大學，一個社會來說，這樣一位認真讀書，認真教書，認真做人的學者、教授的‘氣場’，就是最寶貴的‘遺産’。”這種“氣場”和“遺産”就是一種久違瞭的“士人風骨”。我認為，“風骨”至少是知識分子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概括，並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

硃先生的“士人風骨”首先體現在講真話的巨大勇氣。我和硃先生原先並不熟悉，論年齡他是我的老師輩，加之我是自然科學傢，硃先生的學問對我來說太過深奧。因此，我隻能以景仰的心情來閱讀他的《走齣中世紀》，從而來間接地瞭解硃先生。9年初，我從國務院學位辦迴來任復旦大學校長，為嚮硃先生請教復旦人文學科的發展理念而冒昧登門造訪，領略大師風采。後來又在醫院聊過數次，內容不外乎關於人文學科的治學之道和復旦的人文學科傳統，以及關於中國近代科學史等等。每次談話都獲益匪淺，但感受最深的還是他的率真、求真、認真，乃至有些頂真的態度。他在《走齣中世紀》一書中對如我這樣外行印象最深的一句話是：“任何一種曆史研究，那第一步都隻能用力於討論對象‘是什麼’，然後纔可能追究‘為什麼’。”靜心想來，我們所有學科的研究的第一步不都是在用力於討論對象的“真”嗎？然而，對於經曆過連牛頓、愛因斯坦等的名字都不許提及，對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物理原理都要猛烈批判的“文革”年代的中國人來說，都會深深體會到作為人文學者要做到這一點的特殊睏難。還在“文革”的遺風仍相當盛行的年代，硃先生就大聲疾呼：“不可以帶著現在的感情，對曆史做輕易的價值判斷”，“有一種人習慣於紅衛兵的思維方式，根本不看重學問，把學問當作一種工具，搞來搞去”，“我們現在有一批教授，就是當年的紅衛兵，他們的思維還是當年的紅衛兵思維”，……能夠如此勇敢、不留情麵地斥責學界的“紅衛兵”，除瞭硃先生，恐怕很難找到同類。即便在今天，如此直抒胸臆的人文學者也不再多數。

硃先生說的都是真話，“真話”無非就是把握和傳達瞭實際情況的本質，並恰如其分地錶達瞭我們需要麵對的現實對象（或事件）的屬性及其內在的因果關係，但恰恰因為這個簡簡單單的“真”字的潛在力量，反而使得要想說齣真話者麵臨巨大的壓力！其實，真話的邏輯非常簡單，許多都是常識性的；在連常識都被廣泛忽視的情況下，說些常識性的真話都會被看作是“另類”。難怪亞曆山大·索爾仁尼琴的“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的斷言會成為名言。因此，編者將紀念硃先生的文集取名為《懷真集》是十分貼切的。

硃先生的“士人風骨”還體現在“為學術而學術”、毫無功利性的治學態度。我感到他唯恐我本能地以工程技術學科的觀點來功利地看待人文學科，對我反復強調的觀點是，“曆史就是曆史，它不是其它任何東西，它也不為任何功利的目的服務”，“曆史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隻是用曆史來說曆史”。我首次與硃先生麵談時他也錶達瞭要“重拾純學術大旗”的宏願。他對我說：“純學術很重要，它可以弘揚傳統，啓迪思想。當你講曆史用於功利目的時，那麼它和技術一樣是把雙刃劍。”所以，在0年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我發齣瞭“中國不齣大師是因為缺少為學術而學術的人”的感慨。

硃先生的“士人風骨”更錶現在他對學術的誠篤，從不為服務於某種目的而“扯淡”。說真話固然很難，不說假話也還過得去，最為可惡的是“扯淡”。按照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哈裏·G·法蘭剋福的闡述，“扯淡”的危害性遠大於“撒謊”，因為“撒謊者”的內心還承認一個“真”的存在，而“扯淡者”從根本上漠視“真”的存在；“扯淡”是一種欺騙性的錶述，但未到“撒謊”的程度，因而能規避因“撒謊”可能招緻的道德上的譴責。在我看來，“扯淡”完全屬於毫無道德的“工具理性”範疇；“扯淡”需要高超的技巧，因而“扯淡”在學界常常齣現。以我的體會，學界的“扯淡”，錶現不外乎“造神”和“造魔”。無論是曆史的還是現實的“造神”或“造魔”，都是“曆史”為“現實”服務的體現，都是“學界紅衛兵”的拿手好戲。

“造神”和“造魔”的目的幾乎是完全是一緻的，無非就是將“神性”賦予給被捧的一方，將“魔性”賦予被貶的一方，以這種欺騙性的手段來似乎“閤情閤理”地達到某種目的。硃先生深知其危害性，不僅自己從不“造神”和“造魔”，還不時地呼籲“不要用習慣性的思維和語言去造神”，“造神運動可以休矣”，……。

在我看來，現如今“神話”不斷破滅，信者大不如前。因此，當今更要警惕的是“造魔”。因為“造魔”的手法就是在被評論對象的頭上先摁上一頂可怕的“帽子”，隨後就可以在“政治正確”的保護傘下對被評論對象肆無忌憚地進行批判、貶斥、威脅，從名譽上搞臭，乃至從肉體上加以消滅。依我在和硃先生的閑聊中積纍的認識，我相信他會同意我的看法，如若今天他還在世，他一定也會呼籲“也不要用習慣性的思維和語言去造魔”，“造魔運動也可以休矣”！

雖然大師已然遠去，硃先生給我們留下的“士人風骨”，就是復旦學術求“真”精神和復旦學術傳統的生動寫照，我期待硃維錚先生所代錶的“復旦學術的一麵大旗”永遠在復旦高高飄揚！

楊玉良

3年2月21日

作者簡介

楊玉良，復旦大學教授，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