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奈特(Adrian A. Bennett,1941— ),现为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退休教授(Emeritus Professor of History),1964年毕业于安迪亚克大学,获学士学位(B.A., 1964, Antioch),1966年和1970年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M.A., 1966, Ph.D., 1970, California〔Davis〕)。曾师从著名学者刘广京,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著有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Research Guide to Chiao- hui Hsin-pao, 1868—1874、Research Guide to the Wan-?kuo kung-pao,1874—1883等著作。
传主:林乐知(Young J. Allen),美国监理会来华传教士,1836年出生于佐治亚州,1907年在上海去世。1860年林乐知偕夫人来上海传教,曾担任过上海广方言馆的英文教习,参与过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译书工作,还创办了中西书院等学校。林乐知在华期间编译了许多有关外国历史、地理及自然科学的著作,并创办了对近代中国和中西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的《万国公报》(其前身是《教会新报》)。《万国公报》是晚清时期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最重要刊物的之一,为中国近代的改革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发表于202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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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为对林乐知与《教会新报》及《万国公报》研究的权威的著作,虽出版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在国内的影响颇大,其主要原因一是作者引用了大量藏于美国的有关林乐知的档案,使得本书立论有据,另一方面作者也认真详细地阅读了《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详见本书“前...
评分本书作为对林乐知与《教会新报》及《万国公报》研究的权威的著作,虽出版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但在国内的影响颇大,其主要原因一是作者引用了大量藏于美国的有关林乐知的档案,使得本书立论有据,另一方面作者也认真详细地阅读了《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详见本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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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评分图书标签: 传教士 中国近代史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近现代史 新闻史 西学东渐 海外中国研究 海外中国
本书为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传记,包括他早年在美国埃黙里大学的学习、来中国后在上海所做的调整、在上海广方言馆教书、发展他自己独特的传教方式等,重点分析了其创办的《教会新报》(后改名为《万国公报》)的内容。林乐知重视发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需求,他拓宽了对基督教的定义,他在其所创办的新闻杂志中不仅强调宗教内容,也强调教育、科学、经济和道德发展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改革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林乐知认为中国发展教育的关键是转变知识分子的观念,他通过新闻工作寻求到了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
书中引用的档案资料很多在国内都是第一次被披露。本书是迄今为止关于林乐知与《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最权威的研究著作。
敬佩林乐知先生。他扩展了基督教的定义,认为基督教不仅处理人与上帝、人与人的关系,还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相较于其他宗教,基督教能铸造“完整的人”(这一点和马克思主义倒是挺像),在这种广义基督教观念的指导下,他把科学视作上帝在自然界的工作,通过教育、翻译、新闻工作传播科学知识,并且关注人的平等,特别是妇女的地位。四十余年,他甚至比中国人更忧心中国的发展,看他女婿为他写的传记,深深感动。 一件挺悖谬的事,从晚明开始,传教士传播科学都可以算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但手段造成的影响反而超越了目的,甚至显示出目的的不必要。当然,在林等看来,没有基督教作为背景的物质文明不会产生一个公平和人性化的社会。 贝奈特此传,后两章做得不好,因为目光从传主转向了林所办报刊,体量庞大,最终流于描述,写得太琐碎。
评分评述性传记,亮点在于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的运用,对《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中文报刊的全面梳理和归纳亦难能可贵。遗憾的是研究时段到1883年为止,没能进一步探讨《万国公报》在1889年后复刊的内容。作者认为,“19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思想的孕育期,本书讨论的发生于1868年至1883年间的这些文章,使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第一次接触到新知识的挑战。林乐知在1883年前创办的杂志,在中国近代知识史关键性的十年里,为中国人提供了最多、最全面的新知识”。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翻译相当完整,附录和参考文献等均按原书影印并作译注。此外,贝奈特尚有《傅兰雅著译考略》(博士论文),虽有不少缺陷,但似乎至今仍是有关傅兰雅的最好研究。
评分评述性传记,亮点在于大量原始档案史料的运用,对《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等中文报刊的全面梳理和归纳亦难能可贵。遗憾的是研究时段到1883年为止,没能进一步探讨《万国公报》在1889年后复刊的内容。作者认为,“19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思想的孕育期,本书讨论的发生于1868年至1883年间的这些文章,使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第一次接触到新知识的挑战。林乐知在1883年前创办的杂志,在中国近代知识史关键性的十年里,为中国人提供了最多、最全面的新知识”。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翻译相当完整,附录和参考文献等均按原书影印并作译注。此外,贝奈特尚有《傅兰雅著译考略》(博士论文),虽有不少缺陷,但似乎至今仍是有关傅兰雅的最好研究。
评分“我們可以說林樂之的貢獻在於他創造了一個論壇,在這個論壇上,至少部分中國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以及一些傳教士,都樂於在這裡表達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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