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另一种角度讲述分裂时代中的融合，从棱角间，搜寻民族起伏变化的迁徙历史。

★编辑推荐：

大分裂时代中的融合，可以搜寻到边缘地区民族间起伏斡旋的斗争和生活，帝王将相耍花腔一样登场，王朝暴雨般开始停止，庶民百姓无奈迁徙与流落。这肯定是一段热闹的历史，也残酷、也冰冷。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五胡十六国时代背景为主题的学术论著。主要整理日本学界字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五胡十六国研究，将去分成草创期的五胡十六国研究、五胡十六国研究的展开以及现代的五胡十六国研究三期，且详细介绍了三个时期中的重要研究成果、研究课题以及待突破的瓶颈。

★前言

在公元前后各二百年的时间内，统治中国长达约四百年的汉帝国于二二〇年彻底灭亡。此后，直到六世纪末隋文帝统一中国的约三百七十年间，在中国曾同时并存过两三位或更多的君主，有时甚至还有非汉人的君主，这就是在政治上处于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在三世纪末期至五世纪中期，中国北部进入了最多曾有十个国家并立的、被称作“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时代。而且，这一时期，不仅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以匈奴为首的多个少数民族也非常活跃。在同一时期的欧洲，由于日耳曼民族的迁徙，罗马帝国开始衰退并分裂为东西两部，日耳曼民族的部族国家逐步建立。而当时的欧亚大陆也正处于一个所谓民族的时代。

日耳曼民族建立的诸部族国家中的大多数最终被其中之一的法兰克王国统一，西欧世界逐渐形成。因此，日耳曼民族的迁徙被评价为关系到现代欧洲格局的成立。然而，与日耳曼民族的迁徙相比，至今对五胡十六国的负面评价较多。试看一下日本出版的有关中国史、东洋史、亚洲史等通史类书籍中，涉及这一时代的章节名称，以及标题等，其中“乱华”、“乱离”、“混乱”、“动乱”、“纷乱”等伴随有“乱”的词汇不绝眼帘，甚至还存在“蛮夷共乱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的屈辱”等表述。不只是日本，在中国与韩国的通史类书籍中也能见到这种倾向。实际上，这一时期在政治上有多个政权并存，而不是由集权的、强有力的皇帝统治着中国。然而，这就真的应该被非难或是被否定吗？如果从接受了天命的天子来统治天下这一中国正统王朝意识，以及传统的中国史观点来看，这个时代也许应该被视为混乱的时代而遭到批判。可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不必惯性地沿袭这一认识，如果打破旧有的思想壁垒，我们将会感到这是一个别具魅力、满载着各种可能性的时代。并且，五胡十六国是一个包括汉族在内的多个民族在中国大地上强调自我、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社会与文化，进而形成新的中国的时代。

举例来说，在这个时代建立于中国大地上的诸国家，以及中国国内的诸国与朝鲜半岛、西域等周边诸势力之间，构筑起了以册封关系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世界帝国”唐王朝的成立正与此有关，甚至支撑着唐王朝的各项制度，如作为军事制度的府兵制、土地制度的均田制等，其源头均可追溯至五胡十六国时代。另一方面，如果关注到墓葬中的画像和俑等，可以发现相对于汉代女性所穿的由上衣、下裳连在一起的宽松的深衣而言，这一时代以后的女性则着短上衣与长裙子组成的长裙短衣，皮肤裸露在外的部分较多。另外，男女均穿着像裤子一样胯部分开、便于骑射的袴褶服，即使在女性中也开始兴起骑马、打马球等活动。而且，佛教在这个时代的普及使得不见于西汉都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佛教寺院景观出现在了唐都长安之中。像这样在政治、社会、宗教上的变化是通过五胡十六国时汉族、非汉族的大规模迁徙、融合形成的，也就是说，五胡十六国正是造就了此后中国的重要因素。本书将抹去一直以来对于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负面印象，展现一个诸民族实现自我、建设崭新中国的肇始时代。以此为基础，本书希望揭示中国社会正是凭借多民族的活动、融合而逐渐形成的。全书主要结构如下。第一章将梳理五胡十六国时代以前少数民族的发展动向，中国王朝特别是东汉与曹魏、西晋应对少数民族的措施。第二章将考察五胡十六国的含义。在此基础上，第三章将以政治的演变过程为中心，叙述“十六国”的兴亡变迁。据我所知，至今在日本尚未出版过以五胡十六国时代为主题的通史类书籍和基础性读物。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会难以把握“五胡”诸民族、“十六国”诸国究竟拥有哪些特性，塑造了怎样的历史。所以这一章稍显繁杂，将分别概述各个国家的发展动向。

随后，第四章将从五胡十六国与周边的朝鲜、西方、北方之间的关系，佛教的发展，以及“十六国”与东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来探讨“十六国”以及“五胡”是如何在中国进行自我定位的。第五章将探究这一时代中人群整体的迁徙轨迹，并在第六章中通过文字资料与墓室画像两个方面来考察作为这一迁徙结果的诸民族融合的实态。以此，终章将展望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诸民族，以及这些民族的迁徙、融合对此后时代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境内的民族大迁徙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笔者希望通过此书，来追询这一问题的答案。

精彩内文选读

（节选）

以一八四年黄巾之乱的爆发为契机，中国呈现出群雄割据的局面，居住于长城之内的乌桓也受到影响。当时乌桓主要居住于幽州，而当时幽州牧（长官）为宗室出身的刘虞，于是避乱的汉族难民涌入到幽州。作为群雄之一的公孙瓒在一九三年杀死刘虞，一九九年群雄中的另一位领袖袁绍又杀掉了公孙瓒，占领幽州。这期间在乌桓统治势力中，辽西的丘力居于初平年间（一九〇—一九三）死去，其侄蹋顿统帅了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的乌桓，这一势力被称为三郡乌桓，其曾与袁绍联合扩大了势力。不过，在二〇〇年的官渡之战中，袁绍败于曹操，又因为二〇七年蹋顿在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被杀害，乌桓陷入灭亡的状态。于是曹操获得了蹋顿麾下的二十万乌桓人，并将其中的作战人员编入自己的军团。他们在曹操麾下大展身手，被称作天下名骑。

鲜卑与乌桓一样为东胡后裔，但其是从晚于乌桓的东汉时期开始出现在中国史料之中的。这是因为西汉时代鲜卑活动于乌桓北方的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其在当地以游牧、狩猎为生。至东汉初年，当乌桓迁徙至东汉领域之内后，鲜卑才南下到达辽东（今辽宁省辽阳市）的长城附近，最终在中国史书中登场。鲜卑曾与南匈奴、乌桓等联手一同侵扰中国，反过来其也被东汉利用来对抗匈奴。在一世纪后半叶，鲜卑与东汉保持了稳定的关系并试图扩大自身的势力。北匈奴西迁后，鲜卑还进入了作为匈奴故地的蒙古高原中、西部。在此之后，鲜卑于一二二年侵犯了相当于现在山西省北部的雁门、定襄直到山西省中部的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一带。此后在二世纪前半叶，鲜卑对于东汉时而降附，时而侵扰，其还与南匈奴、乌桓等反复展开了合作和对抗。

氐族原本居住于现在的甘肃省东南部、陕西省西南部、四川省北部地区。与羌族相比其农耕化发展得较早，在西汉时代就已开始转向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形态。由于西汉武帝设置武都郡（今甘肃省成县）等政策的实施，氐族中的大部分隶属于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等渭水上游一带的郡。进入东汉后，政府对于氐族没有进行像对羌族那样的大规模征服和强制迁徙，而是采用了安抚政策，因此两者间关系相对安定。

原生活于蒙古高原北方的突厥系游牧民族丁零在西汉时代曾处于匈奴的统治之下。匈奴南北分裂后，丁零在一世纪后半叶迁徙到了蒙古高原北部。当时，由于鲜卑正向蒙古高原扩张，阻止了丁零的进一步南下。不过在鲜卑的檀石槐死后，丁零趁乱再次南下，到达了长城附近。此后，二一二年丁零与乌桓、鲜卑等一同加入了曹操攻打孙权的战争，如此一来其开始参与到中国内地的局势之中。随后在三国时代中，丁零追随鲜卑，与此同时也保持着与曹魏的交往，其中的一部分还迁至中国内地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