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外的文学研究都呈现出泛文化的趋势，确而言之，它是指对文学的研究跨越出传统文学的领域，采用传统上看来属于非文学的研究资源、研究方法、研究角度来研究文学现象的思想文化趋向。对这种发展趋向的研究所导致的各种现象，就是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这里首先需要明确区分文学泛化中的两类情形：一是文学制作的泛化，二是文学研究的泛化。文学制作的泛化产生了许多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形态、新样式，这些新型的“杂文学”样式有电影文学、电视文学、网络文学、广告文学、流行歌曲、电视连续剧、手机短信文学，等等。但是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并非对这些新文学样式的研究，它走得更其遥远、阔大。一般而言，学界普遍认为，文学研究的泛文化基本上是特指理论与批评领域的现象，除非特殊情况下的文学制作活动产生了理论界关注的问题或命题。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往往指大众文化、文化身份、传媒、文化机构、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性别研究、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阐释学、狂欢理论与广场文化等理论言说。本课题将不讨论文学制作的泛文化现象，我们将论题限定在“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现象”上来。我们把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放置在它与它的外围之间的“边缘地带”的研究，统称之为“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与当前国内外盛行的“文化批评”意义大体相近，而与“文化研究”的概念所指大不相同。“文化批评”的范围比传统的文学批评更广阔，研究重心依然在文学上，而批评的目的却超越于文学的审美性或文学性，成为一种文本政治学。但在“文化研究”的实践中，它却常常越出了我国现代文学观念所确立的“纯文学”、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泛文学（或称“杂文学”，比如电影、电视剧、流行歌曲、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等）领地，而去研究广义的文学之外的东西了——比如，研究麦当劳文化、波鞋（粤语，即普通话的“运动鞋”）、汽车时尚等。由于“文化研究”涉及面太广，本课题无法对它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做出分析、评判，我们将严格限定论题：对那些逸出了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而跨越到非文学领域里去做出“越界研究”的学者们所提出的一系列有关文学研究的思想观念、研究视点、研究方法加以汇总、梳理，对“他们”研究文学时导致的“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做出我们力求准确而详实的分析、梳理、评判与建议。因此，本课题的研究对象需要特别加以强调——是对“文学研究泛文化的研究”之“研究”，是一种后设研究，而不想、不愿、更无必要在当前“众语喧哗”的学术界里，再去匆忙加入一种未必属于深思熟虑的姿态或“言说”，那种为了宣示自己的存在而去强为之说的“言说”未必具有多少能够经受得起学理推敲的价值。

从本课题的研究角度来看，对文学研究的泛文化现象之学术史的清理和学理性的批判，才是“把文学理解当成本体与目的”的研究。至于文化研究，却是伸展到文学之外，目的在于讨论文学之外的其他文化现象，文学不过是它的由头和躯壳，而且这躯壳也往往包裹不了文化的灵魂，文化常常“灵魂出壳”了。

我们需要先认真、准确、客观地下一番文献的、话语语境的考辨工夫，以陈寅恪先生所信守“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弄清学界在有关问题上的争论究竟是在什么语境、什么条件下，又是针对什么问题、怎样针对具体问题言说的。弄清楚了这些看似琐碎又很容易似是而非的问题，才能够明确什么学人或学派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上正确到什么地步。然后，我们才可以明确自己的后续研究是“对着谁讲”、“接着谁讲”、“讲到什么程度”。这是必须要加以明确的，否则，我们的学术批判就可能蜕化成没有多大学术价值的意见争鸣。那样的话，严谨的学术研究与个人化写作中的那些随笔、杂感就没有多大区别了。

陈寅恪的信条“要以同情的心态靠近真相”——即研究者先放弃自己的偏好，先去找研究对象自身的合理依据，完全理解了研究对象后，才以当代眼光重新做出合情合理的评断。研究中需要竭力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只搜集、梳理并复述出准确的文献材料，不能或不愿加以深入分析思考；二是尚未占有尽可能多的可靠材料，就匆忙依据自己的主观理解、预设出先验的“一得之见”。

本课题从“学术界对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的界定”的角度切入论题，梳理了这一课题的开端、展开、国内外资源，然后从观念的泛化、态度的迁移（比如，采用“抵抗投降”的方式来捍卫纯文学的崇高地位和纯洁性、以穿越文学壁垒的方式跳出去研究文化、把学者的身份作为看待彼此是否够格参与文学论争的依据、认定思想与学术的分化等）、兴起的国际资源等方面分析了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和背景，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了“文学性”位移与其边界、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解构文化研究、艺术人类学、人文精神与新理性、重写文学史、从文化诗学到经典文学理论，视图叙事与消费文化理论、文艺生态与批评九类学术论争，就中国大陆对文学进行泛文化研究中各家、各学派学术思想的精华加以提要钩玄，胪列出泛文化研究中各个研究派别之间的学术主张与理路。随后，展开了我们的五项学术批判——研究重心之争与社会立场的分歧、能否回答新的文艺现象、视图形式是否凌越了纸媒文学、文艺生态是否可以提供人类中心与科技中心之外的第三种理论支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否能成为当下中国有效的言说——以及建立在五项批判基础上的特定反思（发展的初始阶段，移植西方与本土适应的落差等）。由这些针对性非常具体而直截了当的反思，顺理成章地推论出四项具有共识性和可公度的评判——扩大学科视野的姿态、消解传统学科界域的努力、面临的重大缺失、拥有克服缺失的前景。其中，克服上述缺失的出路至少有三条：第一条是走丰富、补充和完善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对话、交往行动的道路。第二条则是坚持文学研究的多样性，坚持文化批评的多样性。第三条就是弥补彼此知识结构、才情结构的偏失，克服“眼高手低”、“说话不腰疼”的积习，倡导“学者作家化，作家学者化”。以上述四大评断为逻辑支撑，最后指出本课题研究者对文学研究新拓展的探索上两种道路和三个重心转向的设想。

就评判的可公度而言，哈贝马斯所倡导的沟通、对话、交往行动理论提供给人类一种新思路，一种新尝试的可能性。但在研究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做到天主教神学家潘尼卡所标举的“双方都没有优越性、成见、隐藏的动机和信念”，“杜绝事先构想其目的和结果”。当社会群体分化到极端对立的地步，各方为了自己的核心利益而各执己见、不肯相让时，将会丧失彼此沟通的平台而无法达成“对话”。如果再次将文学的或艺术的理论推向体系化的道路，那么如何避免以一种新的一元独断或二元对立取代旧的一元独断或二元对立所留下的历史性荒诞？或者依据同样陈旧、封闭的思维方式变成另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思维循环怪圈”？

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策略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中间地带形成一种扩展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对“文学研究泛文化现象”做出系统的研究和康德式的批判：从中国本土发掘文学泛文化研究的案例，西方文化研究理论与中国语境相融合，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在当下中国的共时态层叠，创生出中国式的泛文化研究的范畴、术语去参与国际对话。由此培植人类经验形态的新生，促进科际知识壁垒的破除，加强新的知识成果的整合，催动新文化形态的“凤凰涅磐”。

我们时下里从文学研究的阵地“向外”突围到文化研究领域的尝试，大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常常是“非法逃票”地借用了另一学科的概念术语、方法视角来立竿见影、现炒现卖地充作“手术刀”，对文学中的一些现象生硬地强施解剖。这样的跨学科不过是多增加了一些言说方式和话语空间，借别的学科也是为了在文学中多显摆出一些“杂耍”。至于“所借用的学科知识是否被自己正确掌握”？这类问题却并未得到严格意义上的省思。所借用学科里的那些“正统科班”们是否认可也无暇顾及。看来文化相对主义、绝对放任的自由主义和“爱怎样都行”的虚无主义，都是破坏多于建设、解构甚于建构的。比较可行的办法似乎是由研究课题所涉及的相关学科里各自经受过正规严格训练而有一技之长的专家们集合为一个共同的攻关小组。严格意义上的“跨学科”建设并不容易，但起码要比那些文学出身的人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拿来”后很快就能“得心应手”地操手术刀的做法，其学科意义之规范性、严谨性要高出不少。单方面地快速突击、“偷师学艺”而“拿来”的手术刀竟然可以十分自信地“宰割”那些原本有机天然或已经被扭曲阉割的文学，竟然不必为这种尚未取得“中西医结合门诊”执医资格就去做“宏大叙事”的大手术担心，竟然不必疑虑于可能旧伤未愈又添新恙。这种做法不仅有违“跨学科”的初衷，即便是对提升文学研究的水准、优化文学批评的生态环境和增强艺术心性修养的累进，都可能贻害颇大。

文学研究必须深入到它赖以存身并发展的语境中。为了使文艺理论能够真正有可能成为

一门学科，就要穿透经典文学的语境，深入到具有现场性的、民间流动着的活态表演艺术中去，发掘孕育文学的生命之源。我们十分需要实现从传统经典诗学理论到文艺民间现场活动的表演诗学的转型，从当代民间依然活动着的艺术生命形态嫁接、生长出一种口传、表演、活动的诗学。那种经典文艺理论——具有普世性的、以研究文人个体创作中的经典文本为依托，以一元传统观念和范畴为圭臬，排斥流行文化，视民间的文艺形式为不人流的经典文艺理论，将转换为包涵有更多非经典文艺在内的总体性诗学——具有部分区域或被分层的欣赏主体所采纳，以研究同类群体延续的口传创作为依托，以交往对话理论为支撑，视民间现场活动为艺术浩瀚母床的总体性诗学。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性、普适性的大一统文学观支配下的文学研究，不仅与现代经典之间可能相冲突，而且与口头文学之间也常常缺乏可公度性。

在做出细致、严谨的考辨、梳理之后，笔者以为，解决这些困境的路径主要有两种总

的方向拓展和三个重大转变。两种总的方向拓展如下：其一，是在传统文学理论领域里发掘、突出一系列很有开掘价值而时下的学界较少去关注、较少沉潜下去深入探究的命题。比如，重复、差异、象征、通感、神韵、清空等范畴或术语的内涵，就非常需要深入细致地加以发掘、考辨、整理。传统的经典文艺学范围‘内依然有许多命题尚待开拓而非研究价值不再。其二，将严格限定在文本（尤其是书面文本，而且集中于经典文本）的、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诗学转向文本赖以存在的语境研究。这个语境有文本内的语境，也有文本外的语境。对文学文本的语境研究中，尤其需要加强的是以往的研究中所忽略了的口头流传的、现场表演的活文学，将我们的研究重心由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诗学转向非经典诗学：民间的、民俗的、口头流传的艺术理论。在上述两种总的方向上做出拓展，将会实现观念与道路三个重大转变：一、将意识形态的文学观念转向有限而局部的文学理论；二、将宏大叙事的理论指向转为非本质主义的主体问性艺术理论指向；三、与文人个体独创书写方式不同的民间群体“承传一即兴”兼有的集体创作道路。

实现了上述两个方向拓展、三个重大转变，将使文学研究的面貌发生显著而十分有意义的改观。总括上述三个重大的转向后，我们至少可以将经典化的文艺理论归纳出如下两方面的特征：1.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实体性、文本性。2.理论旨归的普遍性、同质化（单一性）、一元性。与之相反，非经典的文艺理论的特征将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价值指向：1.非经典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的非客观性、非实体性、文本间性。2.其理论旨归的特殊性、异质化（非同质化）、多元开放性。3.以互动参与分享、交流播散交往为主要形式，避免意识形态文论以理论家自我价值尺度为（唯一）标准去评判事物。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彼此平等沟通的话语交往平台。非经典文艺理论的建构定位不是一心想推翻经典文艺理论并取而代之，它不是“非此即彼”而主张“亦此亦彼”？是为文学艺术理论乃至文化理论形态的多样性提供多种可能性。

采取“实”学+“诗学”+后设研究的建构策略，可以为文学理论研究揭橥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借助于对那些有中国民俗价值的文艺现象进行深入解剖，形成相似于巴赫金式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