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 M. 庫切（J. M. Coetzee, 1940- ），1940年生於南非開普敦，荷蘭裔移民後代。成長於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逐漸成形並盛行的年代。1960年他離開南非赴倫敦，從事電腦軟件設計。1965年到美國攻讀文學博士，畢業後在紐約州立大學做教授。1971年迴到南非，在開普敦大學英文係任教。2002年移居澳大利亞。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成員，並在該校執教。

庫切的小說《等待野蠻人》在1980年一齣版，即摘取費柏紀念奬、布萊剋紀念奬，為庫切贏得瞭國際聲譽。《邁剋爾·K的生活和時代》1983年齣版，贏得英語文學界最高榮譽——英國布剋奬。作品《恥》1999年再度獲布剋奬，使庫切成為唯一的一位兩次獲該奬項的作傢。1994年齣版的《彼得堡的大師》獲得愛爾蘭時報國際小說奬。《男孩》（1997）和《青春》（2002）是自傳體小說，披露他生活中不為人所知的一麵。其他重要作品還有《幽暗之地》（1974）、《內陸深處》（1977）、《福》（1986）、《伊麗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課》（2003）、《慢人》（2005）等。庫切的每一部作品風格完全不同，意義多元。他是英語文學中獲奬最多的作傢之一，除瞭以上提到的奬項，還獲得過法國費米那奬、普利策奬、2000年英聯邦作傢奬等。2003年庫切榮膺諾貝爾文學奬。

“J.M.庫切的小說以結構精緻、對話雋永、思辨深邃為特色。然而，他是一個有道德原則的懷疑論者，對當下西方文明中淺薄的道德感和殘酷的理性主義給予毫不留情的批判。他以知性的誠實消解瞭一切自我慰藉的基礎，使自己遠離俗麗而無價值的戲劇化的解悟和懺悔。

“他的自傳體小說《男孩》主要描寫瞭父親的人格屈辱以及由此引起的心理分裂。但小說同時展現瞭南非老派鄉村生活的奇妙場景，以及布爾人和英格蘭人之間，白人和黑人之間永無休止的衝突。在續篇《青春》中，作者冷酷地剖析自己，刻畫瞭一個以古怪的方式祈望獲得他人認同的年輕人。”——瑞典文學院諾貝爾文學奬受奬詞

《彼得堡的大師》在另一個嚮度上，庫切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人和其他作品的人物也邀請到1869年的彼得堡，讓他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在“地下室”、“火”等屬於陀思安耶夫斯基話語的場景裏，參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中去。小說中，庫切多采用現在進行時，並用他（he）來敘述，形成作品中的共時性。情節在共時性的作用下，使人物的自由行動處在一種關鍵時刻，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庫切讓自己的主人公承受特殊的精神摺磨，以此逼迫主人公把達到極度緊張的自我意識講齣來。正如巴赫金說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都是些思想傢式的人物：具有偉大而尚未解決的思想的小人物。那麼，在《彼得堡的大師》中，庫切創造瞭思想的陀思安耶夫斯基。這樣，不僅是陀思安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具有開放的、鮮活的他人意識，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擁有完全獨立的聲音，發齣價值十足的議論，與作者形成多重的平等的對話關係。如果說陀思安耶夫斯基的小說是復調的，那麼《彼得堡的大師》是復調的復調。在小說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人物以及那些有著特殊意味的場景

經過庫切鬼斧神工般的裁剪和微調，呈現得撲朔迷離、亦真亦幻，形成瞭多層次的互文，摺射齣豐富的寓意。

1971年，庫切迴到南非，後在開普敦大學任教。其間，他深入研究俄羅斯文學，做過陀思安耶夫斯基專題。庫切是喜歡實驗的，也許在研究中，遺世獨立的陀思安耶夫斯基還引起瞭他的共鳴，一種慢慢相藉的感情使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寫進瞭小說，當然用的是他小說傢的生花妙筆，來錶達他對另一位作傢的敬意。在對人的命題的探險曆程和對現實的人文關懷中，庫切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是同行與對話者。庫切成長的年代是南非種族隔離政策逐漸成型繼而猖獗的年代，和陀思安耶夫斯基所經曆的革命的俄國生活有著異形同構的特質。所以，庫切孜孜不倦地敘述種族隔離這一特殊境況下人的狀態，並引發對普遍的人性的探究，他的聲調是悲哀的。正如《等待野蠻人》書名所昭示的，即便野蠻人不存在，我們也要想方設法把他發明和捏造齣來。在庫切筆下，人的內心深處總潛藏著魔鬼，不失時機地要把它投射到某種便利的替罪羊身上。同樣的命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裏，這種魔鬼有時就寄生在無原則的恐怖主義中，錶達瞭他對俄國革命的反省。在《彼得堡的大師》中，通過眾聲喧嘩的對話和錯綜復雜的文本互涉，無論是庫切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有一個政治的隱喻，一種政治的哲學。

然而，《彼得堡的大師》是澄澈的。也許這種澄澈來自庫切對文字有力的節製和敘述上的冷靜。但《彼得堡的大師》是動情的，也許這種動情來自一個作傢對另一個作傢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