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C.斯科特(1936—　)　耶魯大學政治科學和人類學斯特林教授、農業研究計劃主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其研究興趣包括政治經濟學、無政府主義、意識形態、農民政治學、革命、東南亞和階級關係等。主要著作包括《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1968)、《比較政治腐敗》(1972)、《農民的道義經濟學》(1976)、《弱者的武器》(1986)、《統治與抵抗的藝術》(1992)等。

簡介：

作者通過對馬來西亞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的探究,揭示齣農民與榨取他們的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間的持續不斷的鬥爭的社會學根源。作者認為,農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以低姿態的反抗技術進行自衛性的消耗戰,用堅定強韌的努力對抗無法抗拒的不平等,以避免公開反抗的集體風險。

導讀：

一部可能成為經典的令人難忘之作。

——《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任何想要瞭解東南亞農民社會的人都不能錯過此書。

——《亞洲研究雜誌》

一部卓越的著作……斯科特以其齣色的工作展示瞭人種學報告不能也無法呈現的農民反抗外來侵犯的“全貌”……是對反抗霸權的日常形式的精彩理論和經驗闡釋。

——愛德華·W.薩義德

前言：

前 言

任何研究領域的局限性在與其相關研究的共有定義中最能突顯齣來。大量的關於農民的近期研究——包括我本人的和其他人的——都關注反抗與革命的問題。平心而論,除瞭關於親屬關係、儀式、耕作和語言方麵一貫的標準民族誌描述之外,更多的關注集中於有組織的、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因為它們盡管隻是曇花一現,卻顯然對國傢造成瞭威脅。我可以想到對此類運動重要性的共有理解得以盛行的原因在於一係列相互強化的因素。對左派而言,對農民起義的過度關注顯然受到越戰和現在已經開始消退的左翼學術界對民族解放戰爭的迷戀的刺激。絕對以國傢利益為中心的曆史記錄和檔案鼓勵瞭這種迷戀,它們從不提及農民,除非農民的行動對國傢構成威脅。另一方麵,農民隻是作為徵召、糧食生産、稅收等方麵的匿名“貢獻者”齣現在統計數字中。這種視角下的每項研究強調瞭不同的側麵。一些研究隻能是強調外來者——預言傢、激進知識分子、政黨——在動員通常懶散、無組織的農民的過程中的角色。另一些研究關注的隻是西方社會科學傢最為熟悉那些運動——那些擁有名稱、旗幟、組織機構和正式領導階層的運動。還有一些研究,隻是在精確考察那些可能在國傢層麵推動大規模的、結構性變遷的運動方麵有所貢獻。

我認為,這種視角所忽視的是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貫穿於大部分曆史過程的大多數從屬階級極少能從事公開的、有組織的政治行動,那對他們來說過於奢侈。換言之,這類運動即使不是自取滅亡,也是過於危險的。即使當選擇存在時,同一目標能否用不同的策略來實現也是不清楚的。畢竟,大多數從屬階級對改變宏大的國傢結構和法律缺乏興趣,他們更關注的是霍布斯鮑姆所稱的“使製度的不利……降至最低”。正式的、組織化的政治活動,即使是秘密的和革命性的,也是典型地為中産階級和知識分子所擁有;在這一領域尋找農民政治大半會徒勞無功。並非偶然,這也是走嚮結論的第一步:農民階級在政治上是無效的,除非他們被外來者組織和領導。

就其真正發生時的重要性而言,農民叛亂是相當稀少的——更不用說農民革命瞭。它們大多被輕而易舉地粉碎,即使非常罕見地成功瞭,令人悲哀的是其達到的結果也很少是農民真正想要的。無論是哪種革命的成功——我並不想否認這些成果——通常都會導緻一個更大的更具強製力的國傢機器,它比其前任更有效地壓榨農民以養肥自己。

鑒於上述原因,對我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去理解可以稱為農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的鬥爭——農民與試圖從他們身上榨取勞動、食物、稅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間平淡無奇卻持續不斷的鬥爭。此類鬥爭的大多數形式避免瞭公開的集體反抗的風險。在此我能想到的這些相對的弱勢群體的日常武器有:偷懶、裝糊塗、開小差、假裝順從、偷盜、裝傻賣呆、誹謗、縱火、暗中破壞等等。這些布萊希特式——或帥剋式——的階級鬥爭形式有其共同特點。它們幾乎不需要協調或計劃,它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網絡,通常錶現為一種個體的自助形式,它們避免直接地、象徵性地與權威對抗。瞭解這些平凡的反抗形式就是理解農民長期以來為保護自己的利益對抗或保守或進步的秩序所作的大多數努力。我猜想長期以來正是這類反抗最有意義和最有成效。因而,研究封建主義的曆史學傢布洛赫指齣,相對於“農村社區頑強進行的堅韌的、沉默的鬥爭”而言,偉大的韆年運動也隻是“曇花一現”;這類鬥爭旨在避免對他們的生産剩餘的索要和維護他們對生産資料——如耕地、林場、牧場等的所有權。這一觀點肯定也適用於對新大陸奴隸製的研究。對奴隸與其主人關係的分析不能僅僅去尋找納特·特納或約翰·布朗式罕見的、英雄主義的、注定失敗的舉動,而必須著眼於圍繞工作、食物、自主權、儀式的持續不斷的瑣碎的衝突——即反抗的日常形式。在第三世界,農民很少會在稅收、耕作模式、發展政策或繁瑣的新法律等問題上去冒險與當局直接對抗;他們更可能通過不閤作、偷懶和欺騙去蠶食這些政策。他們寜願一點一點地擠占土地而不是直接侵占土地;他們選擇開小差而不是公開發動兵變,他們寜可小偷小摸也不去搶公共的或私人的糧倉。而一旦農民不再使用這些策略而是采取堂吉訶德式的行動,這通常是大規模鋌而走險的信號。

這種低姿態的反抗技術與農民的社會結構非常適閤——農民階級分散在農村中,缺乏正式的組織,最適閤於大範圍的遊擊式的自衛性的消耗戰。他們的行動拖遝和逃跑等個體行動被古老的民眾反抗文化所強化,成韆上萬地纍積起來,最終會使得在首都的那些自以為是的官員所構想的政策完全無法推行。反抗的日常形式不需要名目。但是,就像成百上韆萬的珊瑚蟲形成的珊瑚礁一樣,大量的農民反抗與不閤作行動造就瞭他們特有的政治和經濟的暗礁。在很大程度上,農民以這種方式錶明瞭其政治參與感。打個比方說,當國傢的航船擱淺於這些暗礁時,人們通常隻注意船隻失事本身,而沒有看到正是這些微不足道的行動的大量聚集纔使失事成為可能。僅此而言,理解這些無聲的匿名的農民行動的顛覆性就是十分重要的。

為瞭這樣一個目標,我在馬來西亞的一個村莊裏度過瞭兩年(1978—1980)時間。這個村莊被我稱為塞達卡,這並不是它的真名。它是吉打州水稻主産區一個以種植水稻為主的小村落(有70戶人傢),該村在1972年開始引入雙耕。與其他許多“綠色革命”一樣,它使得富人更為富有,而窮人仍然貧窮甚至變得更窮。1976年大型聯閤收割機的引進或許更是緻命的一擊,它使得小土地所有者和無地勞動者失去瞭三分之二掙工資的機會。在這兩年當中,我設法收集瞭大量的相關資料。我在關注反抗實踐本身的同時也關注村莊內的意識形態鬥爭——它為反抗寫就瞭腳本。在本書中,我試圖討論反抗和階級鬥爭的重大主題,以及賦予這些主題以實踐和理論意義的意識形態支配問題。

在塞達卡,貧富之間的鬥爭不僅是關於工作、財産權、糧食和金錢的鬥爭,它也是關於占有象徵符號的鬥爭,是有關過去和現在如何被理解和被分類的鬥爭,是確認理由、評價過失的鬥爭,也是賦予地方曆史黨派意義的鬥爭性努力。這一鬥爭的細節並不光彩,通常包括背後誹謗、流言蜚語、人身攻擊、給人起綽號、肢體語言和無聲的衊視等,這些大部分都局限在村莊生活的“後颱”。而在公共生活中——亦即在負載權力的情境中——經過精心算計的遵從是普遍和經常的狀態。階級衝突的這一方麵的顯著特徵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一個共享的世界觀。例如,如果沒有關於什麼是越軌、什麼是可恥和無禮的共同標準,那麼任何流言蜚語和人身攻擊就是毫無意義的。在一定意義上,爭論的強烈程度基於這樣的事實:人們所主張的共享價值觀遭到背離。人們爭論的不是價值觀本身,而是這些價值觀適用的事實:誰富、誰窮、何以緻富、何以貧窮、誰吝嗇、誰逃避工作等。這些鬥爭除瞭可以視做動員社會輿論的約束性力量以外,還可視為這一小共同體中窮人為抗拒他們所遭受的經濟和儀式上的邊緣化並堅持最低限度的公民的文化尊嚴而進行的努力。這種視角含蓄地肯定瞭“以意義為中心”的階級關係分析的價值。在本書最後一章,我將就更廣泛的意識形態支配和霸權問題進行說明和探討。

在塞達卡度過的14個月中,我有時興高采烈,有時萬分沮喪,有時手足無措,有時辛苦乏味,這些是每個人類學傢都能夠體會到的。由於我並非正式的人類學傢,因而所有這些經驗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如果沒有貝利給予我的實用的田野研究講座,我將不知如何去做。即使是在這些明智的建議的指引下,我仍然對人類學傢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一直處於工作狀態的基本事實缺乏準備。在最初的幾個月裏,我去室外活動大半沒有目的而是為瞭自己獨處。我發現需要保持一種審慎的中立——亦即保持緘默,這是明智的,但同時也是巨大的心理負擔。隨著我自己的“隱藏的文本”(參見第七章)的增多,我首次認識到瓊·杜韋格納德的評論的正確性:“在多數情況下,村莊會嚮外來研究者做齣讓步,而研究者通常求助於隱藏。”我同樣發現鄰居們總是原諒我難免犯的錯誤,在每一點上容忍我的好奇心,他們對我的不適當行為並不在意,並允許我在他們身邊工作。他們有著既嘲笑我同時又與我友好相處的非凡能力,他們具備劃分界限的尊嚴和勇氣,他們善於社交,經常在非收獲季節就感興趣的話題與我徹夜長談。他們的友善錶明,相對於我適應他們來說,他們更好地適應瞭我。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光對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意義是言辭的感謝不足以錶達的。

盡管我努力刪減原稿,但它依然很長。主要原因在於許多特定故事的講述對於揭示階級關係的結構和實踐是絕對重要的。既然每個故事都至少有兩麵,因而有必要考慮社會衝突所産生的“羅生門效應”的存在。努力講述這些故事的另外一個原因在於,要將一種貼近底層的階級關係的研究提升到一個相當的高度。我認為這些更為宏觀的思考需要有血有肉的詳細實例來呈現本質。因而,一個實例不僅是將一般概括具體化的最成功途徑,而且它具有比歸納齣的原則更為豐富和復雜的優勢。

在馬來語很難直譯的地方,或馬來語錶達本身很有意思的地方,我都將其加在正文或腳注裏。除瞭對那些外來者所做的正式演講,我從不使用磁帶錄音機進行記錄。我的工作是依靠談話時片斷的筆記或事後馬上進行追記來完成的。由於許多句子中隻有一些更容易記住的片斷可以憶起,結果使得我所記錄的馬來語有某種類似電報的性質。剛到時,我聽不懂吉打州農村的方言,相當多的村民用他們在市場上所用的更簡單的馬來語對我說話。

我覺得,本書的寫作還有一個特殊緣由。與其他鄉村研究相比,它更多是研究對象的産物。在我開始研究時,我的想法是展開我的分析,將研究寫齣來,並準備一個關於我的發現的簡短的口頭版本,然後迴到村民中去收集他們對此的反應、意見和批評。這些反應將收集在最後一章——作為“村民的迴應”的部分,或者,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將其視為那些應該知曉本書內容的人所做的“書評”。事實上,在塞達卡的最後兩個月中,我的確花瞭更多的時間用於從大多數村民中收集這些意見。在各種各樣的評論中——這些評論通常反映瞭評論者的階級立場——充滿著一係列針對我所忽視問題的富於洞見的批評、修正和建議。所有這些在改變原有分析的同時也提齣瞭一個問題。我是否應該將我較早的愚鈍的分析交給讀者而隻在最後纔呈現村民提齣的見解呢?這是我最初的想法,而當我動筆時,我發現把我現在已經知道的當做不知道來寫是不可能的,於是我逐步把這些洞見融入到我自己的分析中。其結果就是去理解在何種程度上塞達卡的村民既是形成分析的原因,也是研究的原始素材,並因此使得那些復雜的談話更像是一種獨白。

最後,我要強調這是一個非常自覺的地方階級關係的研究。這意味著農民—國傢關係顯然存在大量反抗,會明顯缺席,除非它們影響瞭地方的階級關係。這也意味著那些在任何政治危機中都相當重要的族群衝突、宗教運動或抗議也基本上沒有被涉及。本書也不去分析這裏所考察的細微階級關係的經濟起源,這些源頭不難一直追溯到紐約和東京的董事會議上。這還意味著處於省或國傢層麵的正式的政黨政治也將被忽略。從一個角度看,所有這些省略都很可惜。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這裏的努力是要錶明地方階級關係是多麼重要、多麼豐富和復雜,還錶明不以國傢、正式組織、公開抗議、民族問題為中心的分析視角將給我們帶來的潛在發現。

下麵這些過於冗長的謝辭意在錶明為瞭進行研究我必須學習的許多東西,同時也錶明那些教導我的人的耐心和大度。對於塞達卡的那些傢庭——齣於顯而易見的原因他們的名字被隱去——我所欠甚多,這筆債之所以沉重,原因在於我所寫的內容讓不隻一個人感到他們的友好被濫用瞭。當然,對一個專業的外來者而言,那是一種人性的睏境,而我隻能期待他們將會發現我是以誠實的努力和自己有限的學識來公正地對待我的所見所聞的。

我的接待單位是位於檳榔嶼州的馬來西亞理科大學(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比較社會科學院。作為客人或學者,我是非常幸運的。我要特彆感謝學院的Mansor Marican,Chandra Muzaffar,Mohd Shadli Abdullah,Cheah Boon Kheng,Khoo Kay Jin,Colin Abraham及副校長兼院長Kamal Salih和院長助理Amir Hussin Baharuddin,感謝他們的建議和友善。Nafisah bte. Mohamed作為吉打州方言的特彆輔導老師,幫助我為田野工作進行準備。馬來西亞理科大學政策研究中心對吉打州的穆達工程和與之相關的農業政策進行瞭許多齣色的研究。該中心的Lim Teck Ghee 和David Gibbons不僅幫助我製訂研究計劃,而且還成為我彌足珍貴的朋友和批評者,他們的功勞在書中隨處可見——即使在我決定自行其是的時候。我還要感謝Sukur Kasim,Harun Din,Ikmal Said,George Elliston,當然還有中心主任K. J. Ratnam。位於亞羅士打附近Teluk Chengai的穆達地區農業發展局總部的官員們總是非常慷慨地貢獻他們的時間、他們的統計數據,尤其是他們的豐富經驗。任何發展項目中要找到這樣一些有知識、嚴格而坦率的官員都不是件容易的事。Affifuddin Haji Omar和S. Jegatheesan,以及時任穆達地區農業發展局總經理的Datuk Tamin Yeop,都給予瞭很多幫助。

與我的研究路徑互有交叉、對馬來西亞鄉村社會進行研究並著述的“無形學院”的成員們,對於我的理解和分析貢獻良多。由於他們人數眾多,我無疑會有所遺漏。他們中的一些人或許寜願不被提及,而我還是必須提到這樣一些名字,他們是Syed Husin Ali,Wan Zawawi Ibrahim,Shaharil Talib,Jomo Sundaram,Wan Hashim,Rosemary Barnard,Aihwa Ong,Shamsul Amri Baharuddin,Diana Wong,Donald Nonini,William Roff,Judith 以及 Shuichi Nagata,Lim Mah Hui,Marie*9鄄André Couillard,Rodelfe de Koninck,Lorraine Corner和Akira Takahashi。兩位來耶魯做畢業論文的馬來西亞理科大學的教師Mansor Haji Othman和S. Ahmad Hussein給我提齣瞭重要的建議和批評。最後,我要特彆感謝東京發展經濟學研究所的健三掘井的慷慨,他在1968年對塞達卡的土地所有製進行瞭研究並得齣可以利用的結果,如此我纔能確定十年間的變化究竟意味著什麼。

最後的手稿在同事們細緻的批評指正下有瞭很大改觀。我忍痛割愛,不再爭論那些他們認為荒謬或無關緊要——或兩者兼有——的論題,同時增加瞭他們認為必要的曆史性和分析性的內容。即使我拒絕他們的看法,我也總是盡量通過加強或改變我的立場來減少直接的攻擊。然而,到此為止吧。如果他們一直完全堅持他們的看法,我還願意繼續修改,並努力調整他們無意造成的混亂。我迫不及待地要迴報他們的厚愛。感謝Ben Anderson,Michael Adas,Clive Kessler,Sam Popkin(對,就是他),Mansor Haji Othman,Lim Teck Ghee,David Gibbons,Georg Elwert,Edward Friedman,Frances Fox Piven,Jan Gross,Jonathan Rieder,Diana Wong,Ben Kerkvliet,Bill Kelly,Vivienne Shue,Gerald Jaynes和Bob Harms。還有一些未留下姓名的人,他們同意甚至請求閱讀原稿,或許他們看過其中的一些篇章,卻給予瞭重新的思考。他們知道他們是誰。不好意思!

自1978年以來,許多機構的資助使得我和這項研究事業得以持續。我要特彆感謝約翰·西濛·古根海姆紀念基金會(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國傢科學基金(批準號SOC 7802756)和耶魯大學對我在馬來西亞研究的支持。最近,由麻省理工學院“科學、技術與社會項目”授予的埃剋森基金(Exxon Fellowship)使本書的最終草稿和大多數修訂工作得以完成。Carl Kaysen容忍瞭我對書稿傾注過多的精力,並且與Martin Kreiger,Kenneth Kenniston, Charles Weiner, Peter Buck, Loren Graham, Carla Kirmani, Leo Marx和Emma Rothschild一起,幫助我保持智識上的收獲。由日本大阪的國傢民族學博物館主辦、Shigeharu Tanabe和Andrew Turton安排的“東南亞的曆史與農民意識”研討會,有助於使我的觀點更加明晰。由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幫助組織的在海牙社會研究所舉行的另一個有著更多爭論的工作討論會,對本書第七章有關反抗的分析起瞭重要的作用。盡管我不清楚這兩次會議的參與者是否完全認同我所提齣的論點,但他們至少應該知道他們的著述和批評對本書具有何等重要的價值。

應當感謝的還有下列對本書早期的部分內容給予發錶的齣版物:《國際政治科學評論》(1973年10月);《東南亞的曆史與農民意識》(Andrew Turton和Shigeharo Tanabe編,“山崎民族學研究”第13期;大阪:國傢民族學博物館,1984);《政治人類學》(1982);《馬來西亞研究》1:1(1983年6月,馬來文)。

本書的齣版傾注瞭許多打字員、排版員和編輯的心血,他們高興地看到這一齣自他們之手的書稿。其中我特彆要感謝的是Beverly Apothaker,Kay Mansfield和Ruth Muessig齣色的工作。

本書與我的傢庭生活的相互交融已經足以免除任何通常在此要說的常規套話。在此我可以說,盡管我努力瞭,但從未能夠哪怕稍微讓路易絲和孩子們相信,他們也在為我寫作本書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