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肅寜人，北京大學社會學學士、哲學碩士，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哲學係、宗教學係副教授，北京大學外國哲學研究所研究人員。主要著作有《自殺作為中國問題》、《麥芒上的聖言》、《自殺與美好生活》等。

簡介

“捨生取義”，常常被用來贊美自殺的忠臣義士，但這決不意味著，隻有“捨生”纔能“取義”。畢竟，需要捨生的場閤很少，但“義”卻是每個人在生活日用、揖讓進退之間都該看重的。作者通過對華北某縣自殺現象的田野研究，在現實語境中重新思考中國文化中“生命”和“正義”的問題，從傢之禮、人之義、國之法幾個層次理解現代中國人的幸福與尊嚴。書中的基本主張可概括為“緣情製禮，因禮成義，以理成人，以法立國”。

前言與鳴謝

在我們傢鄉的方言中，“過日子”被稱為“過晌”。我大概5歲的時候，跟著我姥姥到她的娘傢村去服侍她的母親。當時我姥姥剛過70，我的太姥姥96歲。我總是聽姥姥說“過晌”、“過晌”的，就禁不住問，到底什麼是“過晌”呢？麵對這樣幼稚的問題，大人們自然會哄堂大笑，卻也難以給齣一個讓我滿意的答案。我的睏惑自然不會打消，不過時間久瞭，這個詞聽得多瞭，好像就忘瞭我的疑問。直到開始這項研究的時候，我忽然又想起瞭當年的那個問題，這個時候，我的姥姥也和當年的太姥姥一樣年紀瞭。

在日常生活中，總是有一些司空見慣的詞匯和說法，我們從來不去思考它背後的意義，因而也不會覺得有什麼探討的價值。但我們一旦認真對待這些詞，就會發現，恰恰是這些看上去最平常的詞，纔有著巨大的力量。“過日子”和“做人”都是這樣的詞。我在2002年要下田野的時候，姥姥身體還非常好，沒有什麼病，知道我要到農村去作研究，就會和我講起老傢很多很多的事，使我恍惚間迴到瞭二十多年前。到瞭農村裏，我母親不斷幫我剋服一個一個的睏難，幫我理解一個一個自殺背後的理由，我也在不斷品味著姥姥給我講的那些事情和道理，“過日子”這個詞就在我腦子裏逐漸清晰瞭起來。我最終決定把它當作理解自殺問題的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因為它使我能最好地理解這些普通人的生與死。

因此，麵對那麼多自殺者的悲慘故事，我一直在以我姥姥的人生當作參照係；甚至在理解西方思想中的人生理論時，姥姥的一生都成為我最根本的思想源泉。但沒想到，在我迴國半年後，姥姥病倒在瞭床上；就在我的書寫到最後關頭的時候，她未能等到看一眼，在自己99歲生日前幾天，就駕鶴西去瞭；而且，最為遺憾的是，我女兒的齣生竟然與此湊到瞭一起，使我無法抽身趕迴，隻能在婦産醫院旁邊的十字路口燒一點紙錢。

在研究和寫作當中，我以前一直覺得很平凡的姥姥，卻顯得那麼偉大起來。姥姥於1908年齣生在一個讀書人傢，經曆瞭兩度江山易主，以及日本侵華、大飢荒、文化大革命這些災難。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丈夫和公公相繼辭世時，她五十多歲，帶著五個未成年的女兒，我母親是老四。我的太姥爺，也就是她的公公，走前的最後一句話是，一定要讓幾個女孩子讀書。當時正是六十年代初，生活狀況很不好，但她牢牢記住瞭這句話，變賣傢産，甚至賣掉瞭祖上傳下的珍寶，寜願讓鄰裏譏嘲她不過日子，也要使自己的五個女兒都讀書成纔。

姥姥一生雖遭際坎坷，而言談舉止未嘗逾禮，樂觀豁達，寵辱不驚，侍奉翁姑盡心盡力，教育後輩有張有弛，在遠近鄉裏更是扶危濟睏，善名遠播。最終求仁得仁，福壽百年。一個世紀的滄桑變幻，在她和她的傢庭麵前都變得蒼白無力，煙消雲散。中國人過日子的方式究竟有怎樣的力量，在這位普通農婦的身上錶現得淋灕盡緻。

在我姥姥生病的這一年多裏，我母親就慢慢寫下瞭姥姥的一生。我之所以要把她寫的一些內容附在本書的最後，不僅是為瞭紀念老人傢，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從正麵，而不僅僅是自殺者這樣的反麵，來窺見現代中國人過日子的智慧和境界。之所以說是現代，是因為，雖然姥姥在我們看來還是太傳統瞭，但她麵對的問題完全是現代中國的問題；我們要解決自己的問題，一定可以從她那裏學到很多。

正是因為姥姥對我的思考的重要意義，我違反瞭一般鳴謝的慣例，把自己傢的人放在瞭最前麵而不是最後，希望讀者能夠諒解。人到中年，在經曆瞭一些事情，讀瞭一些書之後，纔會慢慢體會到中國思想的深厚，纔知道日常生活是一部最值得讀的書。希望此書在終結瞭我對自殺研究的同時，開啓對“過日子”的更多思考。

當然，如果沒有這些年讀書的經驗，特彆是西學的思考，那些日常生活的力量還是很難顯露齣來的。在我的過日子和做人的過程中，諸多師友的提攜與警醒都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本書中一再錶明的，除瞭親人之外，我們還需要師友和國傢，纔能為自己建構一個立體的人生格局，纔能為過日子添加更多的味道。因此，我必須把崇高的敬意獻給我的老師：慷慨豪爽的凱博文（Arthur Kleinman）教授和她的夫人凱博藝（Joan Kleinman）、溫文爾雅的曼斯費爾德（Harvey Mansfield）教授、隨和寬厚的屈佑天（James Watson）教授和他的夫人體貼的華屈若碧（Rubie Watson）教授、博學的卡頓（Steve Caton）教授、和藹的古德（Byron Good）教授，使我在康橋的日子充滿瞭各種色彩；而杜維明教授不僅直接為我提供瞭經濟支持，也讓我深深理解瞭中華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和睏難。國內的王守常教授、劉小楓教授、甘陽教授、王銘銘教授、楊念群教授、蕭國亮教授、景軍教授則使我的一切思考都無法和中國問題割捨開來。

若是一一列舉給過我幫助的朋師友，勢必成為一個極為冗長的名單。但我還是要提到，李猛一如既往地和我一同深入對每個問題的思考，如果沒有他，這本書的完成是不可能的，應星、王利平、徐曉宏則曾經和我同下田野，與我一起體會瞭實地研究的艱難與收獲。吳增定、渠敬東、趙曉力、周飛舟、毛亮、強世功、汪慶華、郭金華，張躍宏、李誠等與我作瞭多次討論，幫我修正瞭很多問題。此外，不得不提到的是，與我一同赴美的同學鬍宗澤和我共同渡過瞭初到美國最艱難的階段，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而林國華和鄭文龍二兄使我沒有陷入美國專業教育的泥沼中，也令我感激不盡。我特彆還要感謝我的師妹何江穗。她曾經費盡辛苦，幫我將我姥姥口述的十幾盤磁帶錄成文字。

迴國之後，北大哲學係的趙敦華、陳來、張誌剛、孫尚揚、尚新建、李四龍等教授為我新的研究和教學生活提供瞭極大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初為人師的我逐漸開始進入一種新的倫理關係。得天下英纔而教之已經成為我生活中極大的快樂。能夠讓學生們有所收獲，已經成為我現在繼續研究的主要動力。感謝我所有學生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還要感謝哈佛－燕京學社、弗裏德曼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基金、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中國教育部留學迴國人員科研啓動基金對我的研究的經濟支持。

本文中的一些章節陸續在一些刊物上發錶過，在此感謝這些刊物允許此處重刊：1.1以“自殺中的‘正義’問題”刊於《社會學傢茶座》第十八輯，2.1和2.3以“論‘過日子’”刊於《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 6期，4.2以“夫婦之禮與傢庭之義：一個個案分析”刊於《鄉土中國與文化自覺》文集（三聯書店，2007）。

吳 飛

2008年7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