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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紳”這個詞，指的是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占有一定地位、發揮一定功能的一個階層。這裏所謂的“傳統社會”是指臨近公元前3世紀時封建製度解體之後，由中央集權一統天下的帝國時期。士紳階層有其自身的發展曆史，隻有通過這一曆史，我們纔能瞭解其特徵。
本書所講的士紳階層有時也被稱為“士大夫”。實際上，雖然士紳階層與士大夫群體緊密相連，但仍應把他們區分開來。齣身於士紳傢庭，並不能確保此人將來一定會成為中國傳統社會中的文人或官員。在封建時代，情形便不大一樣。封建時代的貴族和平民之間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士”和“大夫”雖然處於統治階級等級體係的最底層，但他們仍屬於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並擁有真正的政治權力。但封建製度解體後，政權不再分散，而是集中在最高統治者一人手裏。為瞭實施管理，最高統治者需要輔佐。這種輔佐是由官吏來提供的。因此，這裏的官吏不再是統治者的傢族成員或親戚，而是他的雇傭，即僕人或者統治工具。
封建製度解體後發生瞭另一重要的變化，皇權成為強者、權力追逐者競相爭奪的目標。在封建製度下，政權分配給統治者的親戚和傢屬，齣生在貴族傢庭之外的人是平民，他們永遠沒有機會登上王位，沒有機會觸摸君王的神聖用具，甚至連看的機會也沒有。平民要想成為皇室的成員就像女人要變成男人一樣不大可能。但是，封建製度解體後，任何人都有可能成為皇帝。這樣，政治權力就成為大傢爭奪的目標。曆史學傢司馬遷描述過這樣一個故事：秦朝（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時的項羽在觀看皇傢列隊時對他的朋友說：“彼可取而代之。”從那以後，爭奪政治權力的鬥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政治權力在人們的眼裏已成為競相獵取的寶貝，要做大買賣的就乾這個。
不幸的是，中國封建製度裏解放齣來的政權，固然不再專屬一姓、萬世一係瞭，但是到現在還沒有找齣一個奪取政權的和平方式。我們一說起奪取政權，就忘不瞭“揭竿而起”的內戰手段。武力爭奪的方式下，政權變成瞭“成則為王、敗則為寇”的奪寶對象。奪來奪去，以暴易暴，總是極少數人統治著其他的人民，專製的皇權並沒有在政權的傳承和接替中發生任何性質上的改變。我們不像英國——殺瞭一個皇帝，皇權減少瞭一些，民權抬瞭一些頭；趕走一個皇帝，皇權又減少瞭一些，民權再抬一些頭；最後竟成瞭個掛名皇帝，取消瞭皇權——但是，在傳統中國隻有“取而代之”的故事，流的是人民的血，得到寶座的卻是少數幸運的“流氓”，像下層農民齣身的漢朝開國皇帝劉邦、明朝開國皇帝硃元璋等一派人物就是。在官方修撰的史籍上，固然有著一脈相承的正統；可事實上，大小規模的內戰和肆無忌憚的冒險者恐怕是經常的現象，史不絕書，不斷挑戰著統治者的權威。
以武力爭奪政權是危險的事。成固然可以稱王，敗則隻有一死；非但一死，而且還會滅族。當他嚮當政的皇帝提齣挑戰時，他就成為寇匪或反賊，軍隊會衝他而來。況且，通過暴力得來的政權可能也會因暴力而喪失。曆史上曾有過兩次，依照傳統，皇帝試圖把政權讓給他認為是更好的統治者的人。但是那些人並不想得到政權，他們寜可遠離而不願肩負責任。我們無從得知這兩位皇帝讓齣政權的誠心有多大，也不清楚在何種程度上，這不過是一種姿態或是復雜的政治陰謀。但是有一個事實無法否認：中國有記載的曆史中，沒有一個皇帝主動退位讓齣皇權；曾經有過讓位的例子，但那是齣於被迫。常言道：馬背上得天下，亦隻於馬背上失天下。
想當君王實際上是拿生命去冒險。王位繼承人肯定要保住其繼承權。作為皇帝應該仁慈，他可以赦免其他所有罪行，而唯獨不能對謀反篡權罪手軟。謀反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事。任何讀過明朝初期曆史的人都知道，書中描寫的對謀反分子施加的酷刑仿佛是在地獄中發生的一樣。我們在城隍廟裏所見到的“十八層地獄”的形象，據說是寫實的，是明史的標本。酷刑的威脅便是皇帝的保護傘。記得小時候，有一次我在玩耍中大喊瞭一句：“我是皇帝!”祖母急忙阻止我說：“這是不能說的!”她並不是迷信，也非過於小心，而是意識到信口一句話會帶來的實際的危險。至少依照傳統來看，皇帝常會把那些據算命先生講長大會做皇帝的孩子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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