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健(James T.C.Liu)生于1919年。早年求学于燕京大学、美国匹兹堡大学和哈佛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研究范围遍及宋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著述有《两宋诗研究汇编》、《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宋代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传统中国》等。其中,《中国转向内在》一书在美国汉学界影响甚巨。
发表于2025-04-16
中国转向内在 2025 pdf epub mobi 电子书
這是一部在學術史中有開創意義的著作。 其提出的南北宋之差異,即使在現在也是研究宋史的學者值得關注也需要探討的問題。可惜依舊有太多人囿於“唐宋變革”或朝代劃分而將之忽略。其史識的流露則是此書最大的成果。 另一個被較少關注的貢獻,則是其對“士大夫”群體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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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美)刘子健著,赵冬梅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北宋与南宋之间,中国文化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型,即从外向的汉唐文化转向内向的宋明文化。对这个转型,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诠释,美国宋史研究学者刘子健教授在他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一书中,对转型的诸多问题作了新的诠释。首先,关于两宋之际文化转型的性质。美国早期汉学家曾普遍把宋代中国成为“近代初期”,其根据是这一时期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市民文化繁荣、手工业发展、贸易发达、纸币出现、文官制度成熟等。但作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认为形同而实异,那些被描述为近代化的东西不仅没有导出近代化,而且新的意识形态——新儒家文化凝结为一种顽固的文化类型,成为后期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只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新变化,这本身又成为传统的一部分。
其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据。作者对两宋文化的转型不满足于仅作思想史、文化史的分析,而是从历史变化的层面寻找其根本原因。他认为,两宋文化转型的基本原因是专制权力的扩张与强化,而这种扩张和强化是通过君相关系的一系列变化来实现的。在北宋及以前,君主专制往往通过被称为股肱大臣的宰相团队来实现,但是,这种情形在南宋高宗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女真人的入侵面前,主降派首领秦桧把另一位宰相赵鼎搞下台,而使自己成为唯一的宰相,由他一人向高宗负责。这样,君主的权力空前膨胀,体制上不再有任何形式的约束。从此,知识分子意识到,政治必须从影响君主开始,其余皆为其次。所以,新儒家的泰斗朱熹对皇帝强调“格物”以“致知”,进而达到“正心”、“诚意”。既然君主绝对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君主的道德观念、思想意识就决定一切,在这种情形下,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就只有让君主皈依儒家学说“内圣”的一面。这样,中国的文化逐步转向内向。
再次,关于两宋文化转型的影响。新儒学原本是少数知识分子挣扎和奋斗的产物,它经历了争论、被宣布为异端、最终上升为国家正统思想意识的过程。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新儒家的胜利是一场得不偿失的胜利。由于新儒家从“外王”转向了“内圣”,造成了他们对现实的隔膜与生疏,“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成了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真实写照。伴随着这种变化,在宋以后,宗法、贞节、孝道等观念大行其是,科举时文占据了士人的精神生活,这些导致中国政治文化长期处于稳定与停滞状态。也正因如此,起于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成了一股文化解放思潮,在主流文化的压抑之下艰难地发展着,以致早期睁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都要上溯顾(炎武)、黄(宗羲)。
由于刘子健主要从历史的角度诠释两宋文化的转型,对发生这种转型的内在文化理路较少顾及,宋代民族矛盾导致文化的巨大顿挫也是构成文化转型的重要因素。北宋以儒治国,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但北宋被异族逐出中原、皇帝被异族所掳、割地输银的惨酷现实不能不在儒士心理上发生巨大震撼,对所信奉的儒家文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其结果走向内向。
这点与该书结合起来看,对两宋文化的转型就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刘子健认为不是专制政体而是新儒家提供的改变社会的方式——个人的道德修养构成两宋文化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改变了惯常的有关中国文化的叙事方式,其学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本书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王保顶)
眼光很独到,王曾瑜说刘只是提供一种视角,而不是一种观点。
评分译者根本就没上心。作者抛出了一个立场鲜明地观点,但并未系统全面的加以论述。说南宋相对于北宋是内敛的,但北宋在哪些方面表现出外向呢?如果南宋相对于北宋内敛,那么北宋相对于唐朝否也内敛呢?作者并未申论。第一部分从北宋到南宋,作者更多的是在写“两宋”而未凸显出“到”。第二部分重点写高宗朝君相决策集团权力的扩张,相对于北宋,高宗朝确实有加强集权的特点,但这一特点如何被后世继承,明清集权专制主义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高宗朝呢?作者并未给出解释。而剑桥宋史倒是用大篇幅讲了孝宗朝的集权,并认为明清专制集权可以追溯到孝宗朝。而本书作者丝毫未论及孝宗朝。第三部分写程朱理学取得统治地位,对过程的描述似乎过于简略,只是断言内敛的理学取得统治地位,因而此后的中国更加内化。
评分收稍之笔才是神来之笔吧。知识分子应不应该“受到同情”另说,毕竟刘子健也写到,在两宋天地偷换之际,不少知识分子可是打着先秦士人也可以自由游走于六国之间的名号投降的。以悲剧性人物赵鼎的政治生涯勾勒出两宋之际宫廷政治格局的轮廓,其间即是“才”和“德”之争——这简直是从魏晋时期曹氏集团与司马集团的斗争一路繁衍下来的价值观对峙,只不过在两宋语境中被新儒家的语言改造成了道德重建与机构改革的争执——另外一方面,又渗透着深切的无力感,任何不同方向的力量都只不过是巨大冰体内部的一把微粒,老大帝国,瘫软地令人悲哀。作者避开了对于新儒家教条的学理性解释,直接进入其背后的政治系统,语言通俗如演义。
评分逃跑皇帝赵构成了刘子健的群众演员,何其精彩!!!
评分“中国转向内在”至少包含两层意思:1.出于政治与学术斗争,内省的程朱理学由边缘、异端变为帝国中心、正统;2.在程朱学政教意识主导下,士大夫倾向道德保守主义,不敢轻言改革。刘教授大笔一挥,拈出两宋间思想文化的转向脉络。但若要论证这么宏大的主题,还是要做更多的实证。近来的研究也显示,士大夫除了关心形上的思辨、内省的修身,也积极参与到乡治,推动地方事务改革。如果刘教授的“转向”说成立,如何解释在理学影响下的中晚明王朝,出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此书出版于1988年,1989年朱鸿林教授发表论文“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十五世纪的思想趋势),论证思路相似(土木堡之变动摇程朱理学信仰),均具卓识,可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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