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談到翻譯人們不禁會想到兩個怪圈：一是翻譯無理論。許多翻譯名傢畢生從事翻譯工作卻否認自己的翻譯活動有理論做指導，並認為翻譯研究不過是“不斷製造空洞的理論”，或熱衷於引進新的術語，導緻“術語的泛濫和思想的貧乏”，缺乏對翻譯實踐進行科學的概括、整理和理論研究。翻譯無論是作為知識、技能還是藝術似乎都無法傳授，翻譯名傢一生的心血或經驗的積纍似乎隻能隨翻譯傢百年之後蕩然無存，無法為後世藉鑒，讓後人受益，這顯然違反事實，違反科學。這種觀念閤乎邏輯的必然結果便是第二個怪圈：翻譯理論引進的匱乏。從古到今，我們譯介瞭從亞裏士多德、柏拉圖到海明威、薩特、德裏達、馬剋思、恩格斯等浩若煙海的哲學、政治、宗教、軍事、文學藝術、經濟、自然科學、工程技術等著作，為中華民族的繁榮昌盛、世界不同文化的友好交流和學術交往做齣瞭無法估量的貢獻。格蘭尼斯一九九三年稱，日本每年譯著占全國齣版數量的６％，達２５００種；法國占１０％，達 ４０００種；匈牙利占１４％，達１２００種；德國占１５％，約８０００種；意大利占２５％， 約３０００種（Ｖｅｎｕｔｉ，１９９６：３２７）。在中國，譯著的數量估計也不會少。然而相比之下，外國翻譯理論著作的譯介卻少得可憐，中國目前每年尚不足一種，估計總數也不過十餘種（最樂觀的估計）。翻譯這一最古老的文化交流工具似乎並不需要藉鑒、改造和更新，天不變，道亦不變；老祖宗的翻譯思想、翻譯方法似乎自有永不衰竭的生命活力，引進外國的翻譯方法和翻譯研究成果純屬多此一舉。

翻譯作為人類帶有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動，其中必然有許多共性或規律，各民族必然積纍瞭可以相互啓發和藉鑒的經驗，無視或鄙視國外譯論並不符閤吸收人類一切有用的文化成果的精神，這種閉關自守的觀念本身反映齣某些人翻譯思想和翻譯知識的局限。許鈞先生說得好：

實際上，從我國目前的譯論研究狀況來看，我們對國外的譯論瞭解和研究不是太多瞭，而是太少瞭，太片麵瞭。平心而論，那些排斥西方譯論的人到底讀過多少西方譯論，有過多少研究？（許鈞，１９９７ｂ∶５０）

毋庸諱言，中華民族有十分燦爛的文化交流史，曾經湧現齣無數聞名世界的翻譯傢和翻譯理論傢。從玄奘到嚴復，從林紓、魯迅、瞿鞦白到傅雷，他們的翻譯和翻譯思想“至今仍有方法論和價值論的生命力”（劉宓慶，１９９０∶ＩＩＩ）。 但是，在肯定中國傳統翻譯理論偉大曆史功績的同時，我們也應看到，中西譯論因其不同的哲學思想、價值觀念和語言文化習慣形成瞭彼此相異的譯論體係。與西方嚴格的方法論、理論描述的精確、細膩和定性定量相比，傳統的翻譯研究又存在一些曆史局限性。首先，中國傳統譯學“帶有明顯的封閉性”，缺少開放、綜閤和跨學科係統性；其次，傳統譯學缺少基本的翻譯理論體係；第三，傳統譯學囿於傳統美學的方法論，強調總體把握和模糊形象思維，缺少精確分析和嚴謹的科學論證。“譯論界常常陷入詮釋性爭論”，缺乏“對策性及理論應有的實踐意義”（劉宓慶，１９９０∶ＩＩＩ—Ｖ）。

相對而言，戰後西方翻譯研究欣欣嚮榮，翻譯流派異彩紛呈，翻譯大傢層齣不窮，翻譯思想、翻譯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異。譯介和引進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的成果，加強中西譯論的交流與對話，無疑對創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翻譯研究大有裨益。正如奈達在為本書撰寫的序言中所說的，翻譯理論應“兼容並包，利用多種手段來解決翻譯中的種種難題”。積極地瞭解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的沿革、現狀與發展趨勢，打破翻譯研究的地域、學科、流派的限製，形成跨學科綜閤、多元互補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譯論的研究成果，這無論對初涉譯事的後生或對有相當經驗的譯者應該說都不無裨益。

基於這樣的思想，筆者在為研究生講授西方翻譯理論課的過程中，萌發瞭撰寫這樣一部著作的念頭，希望能較全麵地反映西方翻譯思想和研究成果。這一想法後來得到瞭長期從事翻譯教學的同仁和部分專攻翻譯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生的熱烈響應。十餘年來，筆者收集掌握瞭近２０００萬字的當代西方翻譯理論的著作和資料，經過近五年的整理、研究和編寫，數易其稿，最後得以完成。具體分工如下：廖七一負責全書最初的籌劃，第一章，第三章第二、三、四、九、十節，第四章第二、五、六節，第五章的編寫和最後的統稿和審定；張大勇負責第三章第五、六、七節，曾艷第二章第二節、第三章第一節、第四章第四節，祝朝偉第二章第一節、第四章第一節，陳喜榮第二章第三節，張淩第二章第四節，曾維秀第二章第五節，蘇文秀第三章第八節，芮敏第四章第三節的編寫。作為本項目的前期研究成果，本書的一些章節曾以論文形式在數傢刊物上發錶，得到積極的肯定。

本書作為四川省重點科研項目得到瞭四川省教委的大力支持。四川外語學院原院長藍仁哲教授麵授啓濛，扶筆者踏上翻譯研究的道路，且自始至終關心本書的撰寫工作，對全書的布局到行文措詞提齣精當的意見。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傢Ｅ． Ａ． 奈達先生曾多次與筆者討論書中的主要思想，認真閱讀其中若乾章節的英譯稿，更正個彆以訛傳訛的失誤，並惠贈近作、欣然為本書作序。南京大學許鈞教授在百忙中通讀全書初稿，提齣修改意見，為本書作序；最難能可貴的是許鈞教授無私地將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當代法國翻譯理論》給與筆者編寫“穆南”及“塞萊絲柯維奇和法國釋意理論”兩節使用，彌補原書稿法國翻譯理論部分的不足。譯林齣版社顧愛彬先生對本書的編寫提齣瞭具體中肯的意見，為本書的齣版付齣瞭辛勤的勞動，在此一並衷心緻謝。